在经历着担忧、惶恐、无奈甚至绝望的心理炼狱的同时，沿海地区一些外向型企业也在经受着产业升级带来的阵阵痛楚。“痛则思变”，他们开始了转型升级的绝地反击。
阵痛
“类似纺织服装行业的一些生产低档产品的企业，一旦信贷规模收紧，企业资金链中断，很可能危及生存。”提起外贸企业融资难问题，山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刘晓江一脸忧虑。他表示，“今年出口企业的流动资金更加紧张，融资难的矛盾更加突出。”
连日来在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地调查发现，除了融资难，国际环境使外贸发展面临新的变数，贸易环境不稳定加大了企业经营难度，出口退税滞后影响进一步显现等成了外向型企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拦路虎。
“什么是压垮企业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太多了，有些企业已经在水里扑腾好久了，上面埋着一堆稻草。”无锡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志清指出，纺织服装、轻工产品等劳动密集型的微利产业受人民币升值，土地、劳动力、原材料、海运费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国际竞争力下降。
除了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外，从珠三角到环渤海，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反映，产业调整也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
这种说法在当地官员那里得到了证实。江苏、山东一些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负责招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资质、环保、技术等都是进区发展前审查的“硬指标”。日照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王克军告诉记者，凡是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一律禁止进入开发区。
“技术落后、污染较重，我们已成‘被调整‘对象。”在外贸行业干了四十余年的汪运财告诉记者，跟园区内的高端制造业相比，自己的企业，对地方就业、财税贡献不大，如今很难得到地方政府和银行的扶持。
“这也是产业转型和升级对落后产能带来的‘阵痛’。”汪运财说，自己的企业要“痛则思变”。
思变
“适者生存，这也怪不了谁。”说起外贸发展的国际环境，汪运财头头是道：“国际贸易摩擦和突发事件增多，技术性贸易壁垒门槛提高，对产品的环保、质量、安全、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
“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和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刘晓江坦言，经过国家几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山东省约1．5万家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2007年7月大范围退税政策调整的效果目前逐步显现。
让更多企业感到‘头疼’的是，有关部门对“高能耗、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像下调出口退税、加征出口关税、调整加工贸易政策、减少出口配额总量、严格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提高出口资质标准、加强环境监管和发布“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加强海关监管和打击走私等。
接受采访的企业主大都认识到，国家对“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采取了严格限制措施，是复杂环境下我国外贸出口企业在结构调整方面积极转变的契机。企业正通过各种途径和努力消化成本上升压力，提高出口竞争力，增强出口定价话语权。
“我们不仅盯住了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还准备联合一些企业积极参与国内产业并购和重组，希望借此推动企业的顺利转型。”汪运财说。
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当地分管外贸工作的官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他们正密切关注“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两高一资”行业生产和出口的监测分析，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有关调控措施。
求生
“如何从源头加强治理，逐步实现生产、消费和出口协调兼治，切实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我们要首先考虑。”刘晓江表示，山东会紧紧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利用外资力度。同时，会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
“财政补贴的，一般就是鼓励发展的，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汪运财表示，自己如今在调研服务外包产业。记者了解到，江苏省政府日前出台了相关措施，对于国际服务外包企业做大做强，给予诸多优惠政策。同时，鼓励国际服务外包企业积极开拓市场，江苏财政也给予多项补贴。
“企业对外投资正进入加速发展和结构调整并举的新阶段。”浙江绍兴市经贸委副主任商城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外贸企业要努力适应“两个转变”：一是对外直接投资要实现从主体数量型向规模质量型转变，着力培育具有全球视野、立足全球市场、配置全球资源的本土跨国公司；二是“走出去”方式要实现从企业、产品单个“走出去”向产业集群、梯度转移和优化提升转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今年《广东省“走出去”风险管理专刊》上提到，如何解决产业仍处于国际分工低端、外向型经济与省内产业和经济联系不够紧密等“软肋”最为迫切。
“一个成功品牌为企业带来的产品溢价力和影响力，是其他任何有形资产无法比拟的。”吴志清介绍，自己在给出口型企业高管交流时，一直强调这个理论。可喜的是，江苏外贸企业越来越重视品牌的建设。“他们从中尝到了甜头，跟我说这是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市场的利器，附加值带来的利润太大了。”
“症结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缺乏，出口产业、产品结构雷同化，引发过度竞争。”汪运财表示，很多企业主跟自己一样，认识到未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是知识型服务业和新技术制造业，并努力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培育新优势。他同时呼吁，政府应解决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不发达的问题，努力改变我国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