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包、鞋、珠宝、头饰、丝巾、皮夹、手机配饰......这些作为服装的配角登上历史舞台的配饰,却成为国际时尚界的霸主。无论是舆论上的势头还是销售上的数字,配饰似乎都盖过了服装。世界著名的调查咨询公司OVUM的分析家罗格·恩特(Roger Entner)指出:“它们简直就是印钞机。”尽管有人指出,配饰现如今在和美元一起走低。但是很多国际知名的时尚评论员在参加过今年的四大时装周后,仍旧指出:“从纽约到巴黎,包和其他的配饰在伸展台上再一次大放异彩。”此外,国际上专门的配饰大奖、配饰展、配饰媒体等的推动,也在一如既往地推动着配饰的强劲走势。
相比之下,中国的配饰消费、配饰市场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其中原因,既有中国服装企业对配饰的重视和开发的落后、中国配饰企业对国外市场的重视和对国内市场的忽视,也有中国消费者的配饰消费意识的不足等问题。
那么,中国企业与国外品牌在配饰市场的开发中,到底有着怎样的差别?国外企业对配饰的运作(如占据了近十年时尚霸主地位、却近来又频频遭遇抨击的“it bag”)又可以为我们提供怎样的经验教训?汇聚了中国配饰企业的环球资源流行服饰配件采购交易会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配饰消费的意识还需要怎样的引导?......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这次以“配饰”为主题的报道,希望通过对与配饰有关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揭示和报道,引发中国服装行业的思考。
我们期待,中国消费者可以早日从配饰中寻找到别样的美丽和时尚,中国企业可以早日在配饰市场分一杯羹。
从配角到主角冰火两重天
总结国际品牌做火配饰的经验,感悟中国企业做配饰的初体验,思考中国企业如何实现从冰到火的跨越。
配饰,顾名思义是搭配服装的配角。然而,在国际时尚界,配饰却翻身做主人,着实火了一把。从设计师的作品,到时尚伸展台;从时尚杂志的广告,到消费者的衣柜;从各种讨论的声音到品牌的销售数字......配饰烧起的这把火激动着时尚产业的上上下下。
相比较国外的火,国内对配饰的追捧则要冰了许多。虽然国内的消费者也被国外的这把火烧得热血沸腾,但是当国外的服装企业因配饰而赚了个盆满钵满时,国内的服装企业却似乎鲜有什么动作,而国内配饰企业则也大多将市场对准了国外。如此一来,国内消费者的配饰选择多少有一些无奈和冷清。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这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不禁让我们想再仔细探究一下:这火是如何烧起来的?这冰又是为哪般?这冰与火之间,是否还有作为的空间?
火的四重奏
不要以为,配饰只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配饰这把火烧得已经有历史了;不要以为,配饰只是奢侈品牌的专属,大众品牌和大众消费者对配饰的追捧毫不逊色;也不要以为,配饰赚的只是女性消费者的眼球,男性其实也早已愿意为配饰打开钱夹;更不要以为,配饰只是商家自娱自乐的一个口号或噱头,消费者的内心需求和为此掏出的真金白银可都是货真价实的。
历史的积淀
包、帽子、珠宝等很多类配饰的历史可以追溯几个世纪,而国际重要品牌在配饰方面的大作为,也早在20世纪就开始了。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顶帽子。那个时候,帽子产业飞速发展。CHANL2.55,1955年2月;爱马仕KELLY包,1956年......这都是值得记得记住的历史。1945年1月21日,《纽约时报》就有专门的文章,讨论女士的手提袋,表示:“女人没有手提袋,就像是在沙漠中迷路的流浪者。”文章指出,当时的人们,很多都已经会通过包这种配饰来评价女性的品位。有一位男士,甚至因为突然看到女友的手提袋内的杂乱而放弃了原本的求婚计划。有心理学家甚至提出了“包学”(Bagology)。
20世纪90年代初,克里斯汀·拉夸(Christian Lacroix)指出:“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一直称为配饰的东西,现在成了时尚的必需品。配饰是时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会给服装最后、最完美的平衡。”1980年,拉夸开始他的设计生涯,而且是从一名配饰设计师开始的。当拉夸开始构思一个新的系列时,他也会同时构思所有的配饰。拉夸设计的心形胸针成为当时的经典款式。一个店平均一季可以卖500枚胸针。1990年,伊夫·圣·洛朗在Faubourg Saintand开了一个配饰旗舰店。Au Bon Marché百货的时尚总监克里斯汀·龙雪(Christine Laroche)当时也直言指出:“今天,配饰已经成为界定一个百货的时尚氛围的必要元素。因为我们开始重新改造、扩大我们的配饰部门,这个部门的总额已经增长了20%,其中手套增长了50%,用于服装的珠宝增长了20%。”
纽约第五街的时尚总监尼可·费施里斯(Nicole Fischelis)也称:“配饰已经成为百货赢利的重要部分。”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古琦、普拉达都从一家配饰公司成功拓展为时装公司。但是,这些公司没有忘记它们的根。实际上,配饰仍旧占据了利润的大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古琦的后汤姆·福特时代,现任设计师弗里达·贾尼尼(Frida Giannini)绝对也是位配饰设计的高手。菲拉格慕通过与Timex的许可经营引进了手表系列,为其带来3万欧元的收益。虽然菲拉格慕也将产品线扩至时装领域,但鞋对其收入的贡献率仍达到40%左右。
据国外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从2000年-2005年,配饰市场似乎比时装行业的其他类别做得都好,以每年40%的幅度增长,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衰落迹象。
所以,配饰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积淀基础上的。中国企业要想做配饰,也必须沉下心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从奢侈到大众
采访中,一些中国企业负责人一听到配饰,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顶级奢侈品牌的大手笔。似乎,配饰是它们的专利。事实上,这是一种误导。那些大牌的配饰确实卖得欢。2007年,Neverfull包为LVMH的时装和皮制品部分的年销售贡献了8%。阿尔诺表示,在未来的5年内,LVMH的娇兰香水和迪奥手表的销售收入将翻番至3000亿欧元。但是,配饰的利润绝不是被它们独占的。事实上,国外大众品牌在配饰上的动作早就开始了。
2003年,像Gap这样的大众品牌和一些小的设计师品牌,也投入很多精力到配饰系列的开发中。当时,纽约的Lucky杂志配饰主管阿什利·肯尼迪(Ashley Kennedy)说:“相比较三年前,今天我们有更多的、可以支付的价位的包可供选择。”而更早的时候,肯尼迪曾经说过,大众的、低价的市场多是被奢侈品牌包的复制品充斥。钻石信息中心(Diamond Information Center)主管莎莉·莫里森(Sally Morrison)也表示:“我们开始看见低端市场的一些有创意的设计。出色的设计、出色的风格并不一定等于高昂的价格。”
的确,对奢侈品牌而言,包是一个非常高利润的类别,它们将包卖给百货的价格是生产包的成本的4到7倍,而百货又会再在此基础上加价将其零售出去。大众品牌和小设计师通常会有更合理的利润政策,更低成本的原料,使得他们的产品价格更容易被接受。
在如Target一样的大众零售商、或者如Kohl’s一样的中档百货里,设计师为其量身打造的零售商自有品牌配饰增长显著,因为这些自有品牌的价格更具亲和力。美国飞利凯睿证券有限公司(Brean Murray,Carret& Co.)的分析师艾瑞克·百德(Eric Beder)介绍说:“那些不能负担得起高价包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自有品牌。这些包的价格更低,正在以一个更快的速度增长。”而Topshop因为卖配饰也获得了创新的声誉。一位著名百货的发言人评价道:“它们的配饰物美价廉。”
事实上,即使在高端市场,很多奢侈的设计师品牌也正在向大众走近,LV、柏百丽(Burberry)、普拉达都并非只生产价格高昂、可望不可及的配饰。毕竟,正如一份调查显示的,四分之一的消费者并不考虑昂贵的设计师品牌,相比之下,只有8%的消费者准备付出大代价买高档品牌。巴黎著名时尚店Colette的负责人纳迪热·麦祖(Nadège Mézou)也说:“顾客的确常常寻找高品质的包。但是他们也希望可以找到季节性的配饰、一些有趣的配饰、一些并不昂贵但绝对原创的配饰。”
所以,在对2007年的配饰产业进行分析总结时,虽然有专家继续看好奢侈品牌配饰的能量,但也有专家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著名零售咨询公司Davidowitz& Associates主席霍华德·大卫德维茨(Howard Davidowitz)坚定地表示:“看看LV的爆炸式增长,我们就可知道,消费者仍然是渴望设计师品牌的。所以,1000美元及以上的手提包业务仍将保持增长的势头。那是有钱女性的首选,对她们来说,价格不是第一位的。没有人在讨论100美元的手提包的业务扩张。”而联合行销公司(Unity Marketing)总裁帕姆·丹泽尔(Pam Danziger)则认为,真正的市场机会在200美元-500美元之间的商品,并预测1000美元以上的商品增长将会走低。
所以,对于很多中国服装企业而言,也要根据自己原有的服装品牌的定位来确定配饰的定位。眼睛并非只能盯着那些奢侈品牌自叹弗如,大众价位的配饰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可为空间。
从女性到男性
“女人的钱好赚”,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经商之道。但是,配饰如今的繁荣局面,绝对不是女性配饰独自撑起来的,男性配饰正成为越来越不容忽视的力量。
1998年,《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报道指出,无论是男性的包(与女性的手提包不同的是,男性追捧的是一种小包)、珠宝、表等都出现了快速的增长。有零售商指出:“男性除了买衣服,还会买皮带、鞋去配,这种现象让我们很高兴。”配饰公司也似乎一夜之间苏醒了。开始关注男性配饰。那些最具时尚感的男性也开始打造专属的配饰橱柜,那里可能有三或四副太阳镜、一系列的手表(精致的、休闲的、沙滩的、运动的),等等。从手表到眼镜,从皮带到包,古琦还创造了很多没有性别界限的、男女皆宜的配饰。
实际上,吸引男性和女性的配饰是不同的,所以必须细分市场。在女性配饰市场中,包绝对是独树一帜的。目前,包占所有女性配饰消费的一半以上。至于男性,领带则占男性配饰消费市场的半壁江山。
除了性别上的区别,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在配饰消费方面也有不同的倾向。有调查显示,尽管有人一年买15件配饰,但是平均来讲,成年人一年会买两件配饰。老一些的消费者一年只会买一到两次配饰,而24岁以下的消费者几乎一个月就买一次配饰。年轻的消费者总是希望紧跟时尚潮流,他们深受各种媒体和名人的影响。他们通常要经常更新他们的衣橱。相比之下,无论是年龄上还是心智上都要成熟一些的消费者,要买的配饰就要少很多。所以,配饰的开发,不仅是男女有别,也是老少有异。
需求是根本
美国某市场调研公司负责人在分析配饰问题时强调:“如果有产品可以触到消费者的需求,那么他们无疑也会购买。”
所以,当配饰因为时尚、风格大受追捧时,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它们的实用功能。当购买太阳镜时,我们首先考虑的常常是美观,但是我们肯定也会考虑它们将如何阻止太阳对眼睛的伤害。冬季的服装配饰,如围巾、靴子等需要保暖。手提包也必须有足够的空间,去装我们需要装的东西。
有国外媒体在总结配饰在中东地区的热销时,就着重强调了其实用功能。因为中东地区需要穿传统的长袍,使得女性可以外露的地方只有手、脚、脸。这对那里的消费者的时尚诉求来说,无疑是一种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却使她们的重心可以集中在手提包、鞋、围巾、太阳镜、珠宝首饰等配饰方面。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芬迪业务经理弗朗索瓦·嘎尼(Francois Ganes)说:“一位欧洲女性可以通过穿服装来彰显自己的个性。而在这里,女性只有通过配饰才能表达自己。”也正因为这些特点,使得中东地区的配饰消费和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在中东,热卖的配饰不是实用性的包、舒适的鞋或者普通的围巾,而是颜色鲜艳大胆的包、有水晶闪烁的鞋子、有奢侈品牌logo的软薄绸的围巾,因为它们看起来更醒目、更吸引人。很多品牌非常重视中东地区的配饰消费,并会专门为其做改进:如在中东销售的LV围巾,会比在西方市场销售的围巾更大,因为中东的女性要用围巾把头也包上;迪奥的包都是有肩带的,因为大多数的中东女性希望解放她们的手和胳膊。
而对于有意开拓大众配饰市场的品牌,功能性需求也很关键。ELLE杂志的记者玛丽-皮埃尔·兰纳朗日(Marie-Pierre Lannelongue)指出:“当这个品牌并不具有呼风唤雨的地位,无法使消费者立即产生某种精神上的特殊联想,那么能发挥作用的除了一种美的吸引,就是它的实用性。这也是Gap包的重要魅力所在。”
所以,配饰之所以受到了如此的追捧,就是因为它很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某种需求。无论这种需求是现存的还是品牌新创造的。发现需求是一种本事,创造需求则更是一种境界。古琦就曾通过为裙子添加带扣,使得皮带从一种配饰变为一套完整服装的一部分。
冰的初体验
无论对于记者,还是对很多中国服装企业负责人来讲,谈配饰的话题是第一次。很多企业负责人都表达了对国际品牌创造的配饰利润的羡慕,对涉足配饰领域的渴望。但与此同时,他们对配饰设计、生产、销售等具体问题的陌生、无把握,也让他们最终放弃了进一步的访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们不希望自己发表不专业的见解。最终,记者尊重了他们的选择。他们已经让记者了解了中国服装企业在配饰方面的发展现状,这已经是很重要的信息。
幸运的是,一直走在中国服装企业前列的白领(White Collar),因为在配饰方面的尝试比较早、且准备继续扩大配饰的开发和发展,所以还是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还是为我们了解中国服装企业在配饰方面的作为打开了另一扇窗。
做配饰是必然
如果说国际品牌在配饰方面的操作,还让中国服装企业无法下决心涉足配饰领域的话,那么白领在配饰方面的先行一步和进一步扩张计划,则让中国企业能更深刻地感受这种趋势。
北京白领时装有限公司CEO董震宇说:“现在国内服装企业在配饰方面的作为几乎是零。在中国服装品牌的店面里,配饰的比例很少,而且不成系列,对于配饰的开发还是很滞后的。但是对于一个品牌来讲,如果想丰满起来、成熟起来,配饰非常重要。而且,随着品牌的发展,消费者对配饰的要求也会日渐显露出来。”
谈到白领配饰系列的诞生,董总介绍道:“在以前的销售过程中,我们的顾客就会问:‘有了这样的服装,搭配什么样的丝巾、包、鞋啊?’此外,配饰自身的一些特点,如不挑人、不用费力气试穿等原因,也使得配饰的销售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的配饰系列就应运而生了。从2000年开始,白领就开始做配饰了。我们最早做的配饰是丝巾。现在白领的配饰大约有七大类:包、香水、皮具、眼镜、丝巾、鞋等。我们的配饰现在销售得很不错,占整个销售额的10%左右。未来的5年,我们要达到30%或者更多。配饰的比例会越来越大。在白领新开的华贸中心店里,配饰区域已经独立开了。”
此外,董总提出,面对现在服装企业的激烈竞争局面,做配饰也是可以增强竞争实力的机会。
术业有专攻
董总认为:“对于我们这样的女装企业而言,配饰的最初开发虽然是为搭配服装的,但是如果想做好配饰,却需要专门的部门、专门的人来做。中国很多服装企业和服装设计师之所以没有涉及配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还缺少做配饰的才能和经验。国内服装学院的配饰设计专业才开了两三年。我们有专门的配饰部,专门负责配饰的设计、定制、采购等。这个部门是和服装部门在一起工作的,可以互相搭配,使我们的服装和配饰更有系列感。我们的配饰设计师目前有4名,都是我们公司自己培养的。而配饰对工艺、手工方面的高要求,也使得我们将配饰的加工工厂放在了意大利。从消费者的反馈来讲,她们对在意大利生产这一点非常满意。其实,现在的消费者的品位和鉴赏水平都是不可小觑的,所以我们必须做得专业到位。”
这一点,不禁想到了唐娜·凯伦(Donna Karen)在配饰开发方面走过的曲折道路。创办公司伊始,唐娜·凯伦就努力在配饰方面有所作为。但是,尽管她从一开始就有分类,但仍只是将配饰作为时装的附属,并没有正式的商业策略、部门组织等。2004年,唐娜·凯伦的公司又花力气投入手提包的生产,但也没有取得什么令人满意的业绩。
有分析人士指出,“配饰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从唐娜那取得灵感,然后可以独立地工作、并发展为一个系列。即使配饰是为了配时装,但在一定程度上,它是需要与服装分开的。”还有评论指出,做配饰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需要足够的人员、设计、供应链等等,而唐娜·凯伦存在一些技术问题、工厂问题,并缺乏足够实力去运作。
而在唐娜·凯伦被LVMH集团收购后,其配饰领域则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LVMH集团常务董事安东尼奥·贝利奥尼(Antonio Belloni)表示:“在唐娜·凯伦的核心系列,我们正在越做越好,消费者的反馈也很好。而在这个坚实基础上,我们正在创办一个配饰系列。唐娜一直对功能和风格有很好的把握,而LVMH在皮革制品方面一直有很好的实践经验,因此这将是很有力的合作。”
唐娜·凯伦的首席执行官马克·韦伯(Mark Weber)则直言:“LVMH鼓励我们发展配饰经济。它们的唯一标准就是–不做任何妥协、雇佣最好的人才、寻找最好的资源。”现在的配饰设计团队包括Miu Miu前配饰总监米歇尔·山德斯(Michelle Sanders),Vogue杂志的配饰总监、曾经做过普拉达和Miu Miu配饰总监的艾琳·范恩(Ellen Fine),曾经在Abercrombie& Fitch品牌的子牌负责配饰设计的凯西·弗姆比(Kathy Formby)。
所以,选准了做配饰的路后,更需要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资源、做正确的事。容不得一点含糊。
市场中成长
对于品牌来说,配饰最大的功用就是赚取诱人的利润。所以,董总提出,中国服装企业做配饰,必须抛弃有些虚而不实的做法,必须实实在在地做产品、做市场。
董总说:“据我了解,LV有2万多个产品。LV法国总店,一个月销售额600万欧元,相当于6000万元人民币。这些数字可以说都值得我们深思。所以,我们现在做配饰,就要以销售为主。我们不可能设计一个很漂亮的产品但是不卖。我们要用最小的库存,创造最大的销售额。这是我们做任何产品必须持有的理念。”
“相比较国内设计师和品牌,国外设计师和品牌更实际,对市场的把握更深。记得在某著名访谈节目中,当主持人问某位国内服装设计师,其设计的服装的销售额时,他竟然答不出来具体的数字。这真的让人很遗憾。国外的设计师,不仅对销售非常敏感,他们对原料、工厂、市场等很多方面都有具体的了解。比方说,他会说我有日本市场的设计经验,我设计的东西,在日本市场卖得很好。”
“所以,我们对配饰设计师的培养,也要从产品中培养,从市场中培养。设计师必须得去店里。我们的设计师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店里,直接接触客人。其实,设计师在和客人直接沟通时,受到的启发、顿悟,是设计灵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此外,董总指出:“做配饰和做服装一样,我们与国外品牌的一个很大的差距就是市场推广。其实有些时候国际一些一线品牌的服务并不是那么好。有一次我在LV法国总店,我想看一个包,店员说是陈列品,要去另外给我拿。结果拿了15分钟都没有拿来。可以说,让客人这样的等待,并不能称得上好的服务。但是,为什么LV的包还是能这样地火?就是因为市场推广做得好。当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越好时,消费者的包容度也越大。而且,这些国际一线品牌在配饰上的推广能力,比起服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做配饰,我们应该注意加强这一块。”
网络促进配饰
与服装相比较,配饰因为不涉及太多尺寸的问题,所以更具有网购的诱惑力。据美国零售商联合会(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统计,配饰、鞋和服装的线上销售达到200亿美元,仅次于网上旅游的在线销售。其中,珠宝的销售为52亿美元。而专门调查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公司Unity Marketing所作的调查发现,46%的奢侈品消费者会通过网络购买珠宝、手表等配饰。丹泽尔说;“网络对奢侈品消费者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奢侈品制造商和零售商也在建立网站,以换取更大的销售。”
的确,在采访中,董总表示:“网络是现在品牌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渠道。而包、珠宝等配饰,是比较格式化的产品,非常适合网购。我们正在研究、着手建设我们的网络。因为成本低,我们在网络上卖的价格肯定要比实体店卖得便宜。所以,如果网络建成了,无疑将极大推动配饰的发展。”
这一点,显然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企业从冰向火跨越的又一种机会。起码,在服装行业现在面临的渠道问题上,可能对配饰的发展,不会有那样大的限制。
最有包容性的配饰单品
两要两不要
it bag的辉煌,离不开制造者们对包的特性把握、挖掘和高明的市场推广手段;it bag的走低,也只能说是制造者们的不当操作的结果。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最近,著名时尚评论员苏西·门克斯(Suzy Menks)说:“时尚总是有霸主的。而在过去近十年的时间里,it bag是当之无愧的霸主。”不过,她随后指出,it bag将被it watch代替。
其实,it bag将死或已死的言论早已传开,但与此同时,也有评论认为,包的市场还将继续存在。到底谁是谁非,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路是人走出来的,是生是死,还是要看it bag幕后的推手怎么做。而对中国企业来说,it bag是国外企业创造的名词和时尚,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it bag这一路走来的过程都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然后用它去创造属于我们的时尚。
两要
“过去,鞋子成就男人;而如今,包成就女人。”纽约的市场调研公司Luxury Institute的首席执行官米尔顿·派卓泽(Milton Pedraza)如是说。而英国市场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2年~2007年,由于it bag的推动,包的销售增长了139%。实际上,在过去的三年里,这个市场每年增长30%,2007年已经达到4.68亿英镑。
爱马仕、普拉达、芬迪、香奈儿、LV、克洛伊......如此多的品牌都进军包的市场,都推出it bag,非但没有互相抵消,反而都狠狠地赚了一把。它们靠的是什么?笔者认为,有两点至关重要:一,及时意识到并抓住了包的功能性和宽容性;二,市场推广的高明,尤其是将名人效应发挥到极致。
包的功能和宽容
做秀、炒作,只能逞一时之势,作为产品、作为商品,要想有长久的销售,必须建立在实实在在的需求和市场的基础之上。千万不要以为,it bag只是有钱人拿来应一时消遣的无意义玩物;也不要想,这只是他们虚荣心一时膨胀、跟风的产物。it bag对他们是有切实的使用价值的。
正如包的最初诞生,是因为女装变得贴身,不能再遮掩藏在服装里面的口袋一样。大名鼎鼎的Birkin(伯金)包的诞生,也可以说是女星简·伯金(Jane Birkin)寻求更具功能性包的产物。当年,简·伯金和爱马仕的第三代掌门人让-路易斯·杜马斯(Jean-Louis Dumas),在巴黎飞往伦敦的飞机上比邻而座。伯金向杜马斯抱怨,所用的包能装的东西太少,以至于她没有好用的包。于是,爱马仕就按照伯金的要求,生产了Birkin包。
纽约FIT学院博物馆的导演威乐瑞·斯蒂尔(Valerie Steele)说:“之所以这些设计师包会在20世纪90年代大行其道,是因为当时在服装方面流行极简主义。你可以是个极简主义者,但这与你想拥有一个出彩的包并不矛盾。”一位拥有数个it bag的美国消费者坦言:“我承认,我拥有很多设计师包。我喜欢它们,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功能,而不是它们引以为荣的名字。”
纽约的一个趋势预测公司的副总裁让娜·芒特福德(Jayne Mountford)则说:“包代表着一种任何女性都可以拥有的时尚,不管她的体型如何。”的确,当很多美丽的衣服因为尺寸问题,将很多有消费能力但却没有身材的消费者拒之门外时,包的宽容却给了这些消费者追求时尚的信心。制造商也无需再为此支付巨大的成本。国外时尚评论员指出,品牌商必须为日本消费者专门做小码的服装。即使同在亚洲,即使同在中国,尺码也会有很多不同,中国北部的城市如大连的消费者就要比香港的消费者高一些。即使同在欧洲,荷兰人比法国人要高。在纽约和好莱坞,苗条是仅次于信仰的需求;而在印度和中东国家,尽管已经越来越注意健康问题,苗条却并不是一种主观选择而是贫穷的客观结果。而包,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所以,包因为其独特的产品特性,占据着更大的顾客基数。比起服装,其需求和市场,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很多业内人士表示,之所以对正在登场的it watch、it jewellery充满信心,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它们受到尺码的限制较小、适合更多的顾客群。
而且,即便包已经有了如此的先天优势,各品牌为了打动更多的消费者,仍在款式、尺码上颇费心思,力求使包的功能和时尚诉求扩大到最大。Celine的皮革和配饰总监索菲·博卡特(Sophie Brocart)就对设计师博拉哥诺(Boragno)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大包可能高个子女性拿着会很好看,但是对小个子的女性却不是很适合。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有模特一样的好身材。”对此,博拉哥诺欣然接受,说:“很多设计师都希望被当作主角,而我们的挑战就是如何让包能到达消费者,因此,我们需要与商业方面合作。”
所以,那些抓不到消费者的中国服装企业,不妨从商业的角度出发,从产品入手,看看到底什么样的产品才能捕捉到更多的有效消费者。而且,我们的服装企业,应该明确一点,服装企业不能局限于做衣服,而是要制造时尚。但凡可以为时尚加分的产品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开发。这应该比跨行业会省时省力一些吧。
市场推广
在这个名人驱动的时代,用名人做市场推广是企业、品牌的共识。然而,同是用名人,我们用名人还多数停留在用他们做广告的阶段。那么,it bag的制造者们是怎么将其产品推向名人的呢?
可以说,从it bag诞生之日开始,就和名人连在了一起。国外很多时尚专家认为,最初的it bag可以追溯到1956年爱马仕的Kelly(凯莉)包的诞生。当时,摩洛哥王妃格蕾丝·凯莉(Grace Kelly)为了防止被摄影师拍到她因怀孕而微隆的小腹,用爱马仕的一款黑色鳄鱼皮包挡着。照片在LIFE杂志上刊登后,这个包一夜走红、名噪一时。于是爱马仕就将这个包命名为“Kelly”包。对此,我们不得不佩服爱马仕时机抓得之好。与此同时,爱马仕也开了用名人命名成为it bag的先河,并使其成为it bag的一大特色:如以简·伯金命名的Birkin包、以模特杰西卡·斯苔姆(Jessica Stam)命名的Stam包等等。甚至Celine在2007年还推出了以韩国影星宋慧乔命名的“宋慧乔包”(Celine Song Bag)。
除了命名,另一个途径则是看似无心、实则花了大心思的名人推荐。比如1997年,如果不是《欲望都市》里的女主角莎拉·杰西卡·帕克(Sarah Jessica Parke)背着芬迪Baguette包跑来跑去,相信很难有Baguette包的火爆。又比如,1999年的夏天,如果不是格温·斯蒂芬妮(Gwen Stefani)等明星的使用,Dior的马鞍包(Saddle Bag)也很难成为热点。而伊夫·圣·洛朗似乎从未为Muse包大张旗鼓地做过广告,但它却红到发紫。不得不说是因为凯特·莫斯(Kate Moss)、凯莉·米洛(Kylie Minogue)和麦当娜等都拎着它的结果。
因此,有时尚评论员指出,现今,时尚杂志上的产品广告,远没有某产品在名人被曝光新闻中的露脸更有杀伤力。也许现在,名人对产品的使用,永远比广告中的名人说辞更有真实性和说服力。
设计师古特曼(Guttman)说:“我们常将包送给常常在各种媒体亮相的女演员,如Heather Graham、Naomi Watts、Keri Russell等。我相信,名人在打造it bag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名人们拿着我们的包或者提起我们时,我们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对古特曼的观点,Harper’s Bazaar的记者格拉汉姆(Graham)表示赞同:“毫无疑问,产品的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你看见一个像凯特·莫斯那样的知名时尚人士拿着它,能促使人们去买、去用。”
可以说,每一季,各大品牌都会把当季设计的、想推为it bag的包作为礼物,送给名人和时尚编辑们,希望自己的包可以随着这些名人们增加曝光度。英国一个顶尖的公关公司称,一个英国的明星平均一个月会收到20个设计师的包作礼物。
一个专门为奥斯卡、格莱美等大奖打理礼品袋的公司–特色资产(Distinctive Assets)礼品公司的所有者拉斯·法莱(Lash Fary)说:“品牌公司需要名人,他们都愿意为了名人的使用而付出巨大代价。”
所以,即使美国国税局宣布这些礼品征税,众多品牌仍然是热衷成为礼品袋的一员,并不惜花大价钱希望能从其中脱颖而出,能真的和名人连在一起。
两不要
产品泛滥
人们对it bag的追捧,自然让其制造者们心花怒放。但是,物以稀为贵。当太多的人拿着it bag时,人们对其的欲望也就每况愈下了。毕竟,这是个讲求个性的年代。有谁愿意花了大价钱却买来人手一只的包?!
洛杉矶的一位皮肤科医生说:“当我在纽约时,订了一个包。但是当我回到家时,突然发现,每个人都背着这个包。于是,我连包装都没有打开就立马把包给退回去了。”纽约一位59岁的主妇维斯博德(Weisburd)女士说:“这些包,突然变得哪里都是。我希望要的是特别一点的东西。”设计了“I’m not a plastic bag”的设计师安雅(Anya Hindmarch)最近也说:“这一季应该买的是私人化的包。拿着每个人都一样的包,不符合奢侈的定义。”而芬迪的CEO迈克尔·伯克( Michael Burke)之所以认为“皮草即将回归”,就是因为皮草是独特的、是无法复制的。
当就it bag采访国内某高端品牌的负责人时,他指出:“泛滥只是相对的。那么高的价格,已经将大多数的消费者拒之门外了。”的确,it bag对准的本来就是高端消费者。但问题是,越是高端的消费者,他们对个性的要求越高。他们不在乎价钱,但介意和很多的人一起拥有。
环球资源展览部经理黄谭伟先生直言:“如果it bag真的受欢迎,那么生产商很难不改变他们最初的定位。这是一种市场的驱动。企业要赚钱的嘛。”对此,很多专业人士也表现出了无奈和惋惜:“it bag的消失不是自然因素所致。伊夫·圣·洛朗的Muse包,是让人们对设计师品牌包开始厌恶的一个重要罪魁祸首。伊夫·圣·洛朗的muse包竟然在折扣零售商Bluefly.com八折销售,而Burberry的Edna包和芬迪的黑色漆皮包也在以低价著称的仓储零售商好市多(Costco)卖。商家的欲望毁了这些包。他们总是希望卖得越多越好。但是,他们却让it bag太泛滥,本是追求个性的购买者受不了那么多人同时拥有的奇观。”
与此同时,it bag的各种各样的模仿品、复制品也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大牌包的渴望。著名的设计师委托代卖店Decades Two的一个合伙人克里斯托·伽奇诺(Christos Garkinos)说:“只有当一个包不为每个人都拥有时,才是真正的it bag。当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和Forever 21出了Muse包的演绎版时,Muse包更是似乎无处不在。”
另一方面,很多的消费者尤其是高端消费者,已经开始对自己的时尚品味越来越有信心,他们开始转向,更希望去挑选一些独特的配饰去使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有一位曾经的it bag的追随者表示:“当我了解了时尚趋势后,我开始喜欢买那些不是那么出名的包,在那些包上,没有公司的logo粘在上面。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有个性的奢侈包,不妨考虑一下Gustto、Kooba和Botkier这些品牌。”
幸好,那些一线品牌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寻求一些改变的方法。如,2007年,为了弥补Paddington包的销售平平,克洛伊已经改变了策略。它将自己的包的款式扩大到80个,而之前这个包的款式只有20个。而且克洛伊在店里引进了限量版的款式,比如售价4295美元的Heloise包。而且,克洛伊为了减少对包的依赖,已经又开发了新的产品系列。克洛伊的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托勒丹诺(Ralph Toledano)说:“手表和珠宝将是新的it bags。”Burberry为了给it bag的购买者创造独享式的购物体验,会开专门的派对。他们曾在伦敦、拉斯维加斯、洛杉矶、米兰、罗马、马德里、科威特、莫斯科等地举行了这样的派对。在派对上,女士们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包。然后Burberry会将这些包用非常精致的盒子寄到她们的家里。而Neiman Marcus为了和那些有着同样的设计师品牌包的竞争者区别开来,向普拉达、古琦、伊夫·圣·洛朗等品牌要求提供一些限量版的包。这些包大多数售价都在2500美元以上。而且,Neiman Marcus还引进了一些小众品牌的包,如Phillip Lim和Roger Vivier。
请想想香奈儿总裁约翰·伽兰提克(John Galantic)的话吧–“消费者在不断地向前进,我们也要和他们一起进化。”
价格虚高
it bag的高价格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说,在这个市场,各个时尚品牌之间似乎也在打一场“价格战”。但是与一般价格战不同的是,他们这次比的是:谁的价格高。分析家认为,2004年是这个市场的顶峰时期。但是在过去的三年,包的价格仍然是在无理性地发展。Burberry表示,一年之内,单只包的价格会上涨25%。Selfridges百货指出,现在设计师品牌包的平均价格是850英镑,从2005年开始,价格有55%的增长。Lesportsac全球创意总监伊丽莎白·克斯特(Elizabeth Kiester)对《纽约时报》说:“5000美元一个的马克·加格布斯包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奢侈品市场现在已经被抬得很高,失去了发展的本性,有些抓狂了。我称它们为豪华轿车包。我一个这样的包都没有。”
Domino杂志的时尚总监劳伦·古德曼(Lauren Goodman)说:“设计师们在通过为包定价检验经济规律,他们将价格定得越来越高,直到有一天消费者不买了。它们是如此之贵,但却鼓励人们每一季都去买,这是多么恐怖的想法。所以,it bag的吸引力正在消退。”
所以,不要总认为高端消费者就没有价格敏感性。名人们因为可以有免费的包用,自然可以不理会价格、常换常新。而对于要掏出真正的黄金白银的消费者来说,越来越高的价格和越来越多的新包,的确会为他们带来一些困扰。更不用说那些新兴市场和奢侈品牌的未来消费者了。有消费者坦言:“我买过的最贵的包是1600美元,现在我把买包的价格基本控制在1000美元以下,除非它有特别的惊人之处。有一个紫色的克洛伊的包,标价2000美元,我很喜欢。但是那相当于我一个月还的贷款额,所以我最终没买。2000美元,可以买一个不错的皮沙发了。所以当你将包的价格与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作比较时,就会发现它真的很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