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展商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都是在美国洛杉矶生产的，这些展品也都是从美国不远万里运过来的，不过在这位参展商的名片上，记者却发现，其实这家公司在中国的浙江也有工厂，而在香港展区，这位参展商则毫不忌讳地告诉记者，其实他们的工厂就在广州，往年的广交会他们都是在出口展馆，今年刚转移到进口展馆。
进口展馆的参展商们都坦率地告诉记者，他们看重的其实只是广交会这个平台，而目标客户并不是中国的采购商，而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
广交会的正式名称是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可我们看到，一些外国厂商却借这个平台，用自己廉价的产品与中国企业展开了竞争，随着人民币汇率上升，很多敏感的外国采购商认为，现在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不过，对重重压力，国内出口企业也想出了不少对策，在广交会上记者有了不少新发现。
以前杨小平和骆凯一家人只是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把衣服做得更好，然而现在他们却要操心更多原本不擅长的事情了，比如汇率、保值等等。
事实上，在今年的广交会上，参展商和采购商谈判的焦点除了价格，现在又多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汇率，由于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美元近年来持续大幅贬值，中国的出口企业损失惨重，在广交会上，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订单开始采用美元以外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
除了尽可能说服买家用相对坚挺的货币进行结算，为了减少汇率波动的风险，在今年的广交会上，出口企业还普遍缩短了报价周期，一旦用于结算的货币贬值，出口商就会提高报价，保障利润空间不缩水。
在缩短报价周期的同时，企业又开始想办法缩短产品的交货周期，避免时间过长带来的汇率波动风险。
除了想办法控制汇率风险，在生产环节上，企业也更加地精打细算，尽可能的节约成本。
面对成本上升、汇率风险等一系列重压，国内出口企业想了不少应对办法，比如说缩短报价周期、预付订金、做套期保值、压缩生产成本等等，这些办法似乎都有些作用，但是又不能起到药到病除的作用，那么，有什么办法能缓解出口企业的困难？
马克每年都要从智利向中国进口大量的衣服、鞋帽等生活用品，不过现在他的采购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了，因为越南、孟加拉等国家的东西似乎更便宜。
马克：“现在中国产品必须提高档次才能更有竞争力。”
实际上不少敏锐的中国企业也开始意识到做低端产品会失去自身的竞争力，只有提高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才能赢得市场。
美尔雅集团董事长杨闻孙：“做一件高档的服装，它的加工费可以是低档服装的几倍乃至十几倍。”
杨闻孙一直非常反感“做服装没有技术含量”的说法，在他看来，服装鞋帽这些典型的中国制造产品，同样可以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并且带来高的附加值。
杨闻孙告诉记者，200多道工序衣服已经很不错了，不过像这样一件西服却需要700多道工序，不仅如此，杨闻孙还为这件西服上的某些工艺还申请了专利。
和美尔雅一样希望通过提高技术含量来提升产品附加值的企业越来越多，在今年的广交会上，企业们纷纷展示它们最近研发出来的高档产品。
欧阳俊：“像我们开发最新的这个homeGMV，它在欧洲市场是非常流行的，而且这个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它同时可以制冷也还可以制热，还可以提供卫生热水，这卫生热水你可以用来淋浴，也可以用于地板的制热，这种产品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专利的，包括一些欧洲的一些老牌的空调制造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这种产品，所以变成我们这些产品很有市场，很有竞争力，很有科技竞争力。”
欧阳俊说，和普通的空调相比，这种产品拥有更高的附加值和更大的利润空间，所以能够比较轻松地抵御汇率变动、原材料涨价带来的风险。
半小时观察：“反思”广交会
很多人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压力有多大？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上涨对中国企业的压力有多大？第103届广交会用一种残酷的现实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纺织展区的冷清和订单的锐减表明，类似于纺织业这样的出口行业已经遭到了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的重创；电子信息产品也遭遇了同样的危机，规模和景象大不如前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广交会不仅仅是“中国第一会”，更是中国出口经济的“晴雨表”。来自第103届广交会上的现实表明，“中国制造”正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国外的误解和曲解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是人民币升值和成本的上涨挤压了它们的生存空间。
很多企业在这种挤压之下倒闭了，另外一些企业选择迁徙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区域。但是有一些企业却选择了坚持，他们通过科技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积极参与产业链上游的国际竞争。他们不但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发展得比以前更好。对于“中国制造”来说，目前的尴尬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如果能够借助这样的机遇将“中国制造”进行产业升级、产品更新，变成“中国创造”，那么尴尬和危机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如果墨守成规、继续在产业链下游进行低价格、低技术含量的拼杀，这样的公司，即使是再好的政策扶植恐怕也难改变被淘汰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