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在凄冷的冬天，窝在新疆建设兵团八师的大办公室里，曾茅总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像潮水一样，一群人来到这里，然后离开，没留下任何痕迹。他们来自甘肃、四川，，或者更遥远的河南。除了背着肮脏不堪的行李，他们身无分文——但他们确实是工人，他们的双手是最完美的劳动工具。
十多年前，曾茅第一次看见一群一群的农村妇女在棉花盛开的季节来到新疆，进入绵延上千公里的棉花产区，用手——或是长满老茧的，或是布满血口的——将白花花的棉花摘下，送到加工车间。
岁月流转，这些人越来越多，每年有将近百万人的采棉临时工进入新疆。
棉花是一种最常见不过的东西，在新疆这个中国最大的棉花产区，它已经成为一个产业的图腾——在产业链的最上端，它作为一种原料存在，而在已经变成实物的产品阶段，它被称为中国对外出口的主力军。
从棉花到纺织品，是一个清晰而且繁杂的链条——产业工人、供应链、物流以及进出口贸易。这是一个完美的经济全球化模型，当然，它也会经历所谓全球化过程中的每一个变化。
希望之旅
河南西平县，地图上一个交通便利的农业县——109国道和京九铁路从县城穿过，这使得它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介入棉花的故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有关新疆棉花的消息开始进入这个封闭而且并不富裕的县城。在北方传统的农闲季节——每年农历四月到八九月，新疆棉花恰恰进入采摘季节，盛开的棉花充斥着新疆建设兵团的每一个辖区。而在这里，人均耕地面积超过150亩，人少地多使棉花的采摘成了瓶颈。
新疆这种季节性的人力资源缺口对河南、四川这些人力富足省份来说意味着机会。
在棉从种子变成棉花的过程中，大量的生产环节已经被工业化带来的好处所填充——来自山东潍坊的重型设备每年将大量的耕地翻整一新，来自浙江的打井设备和潜水泵负责将地下水浇灌到干涸的土地上，而来自河南洛阳拖拉机厂的播种机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60亩地的棉花播种任务。
但采摘这个环节除外。新疆建设兵团八师负责对外宣传的官员曾茅说，快速工业化无法解决棉花采摘的问题——即便是在西方，这都是一个难题，人力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这对西平县的农民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和棉花一样，北方农民在夏秋之交种下的玉米也同样要由人工掰下，他们在一代一代的农耕生涯中早已积累了这方面的丰富经验。连续工作的体力和改善生活的欲望早已久经磨练，于是，到新疆去，将自己掌握的技巧用到棉花上成了很多农民的选择。
而且，收入回报也是诱人的——三个月左右的棉花采摘季节，一个农民可以获得四千元左右的报酬——在人均土地不到一亩的河南农村，这几乎是一个四口之家在农耕上能够获得的全部收入。
于是，收割完麦子之后，大量的农民开始涌进京九铁路的车站，往西北去，往新疆去，往每一个盛产棉花的省份去——西平县委宣传部的人士说，这种拥挤状况简直比春运还要严重。
这是中国农民的一次集体出行，他们带着希望以及欲望。
新疆，浙江以及全球
此时的新疆，漫天的棉絮已经占领了广袤的原野和天空。在采摘季节之后，浙江的纺织品行业也将随之进入新一轮的生产周期。
“一边是成本，一边是收益。”浙江东阳县一个名叫谢名东的商人在纸上比划着介绍说，从2003年开始，浙江商人们就发现了一道奇怪的曲线，在新疆棉花产量增加的同时，价格也在上涨——这和人们通常理解的市场原理完全相反。
谜底隐藏在更上游的链条中——农业部的测算表明，种植棉花已成为全国近亿棉农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各棉花主产区农户家庭经营中，棉花收入占现金收入的比重接近1/3。比起种其他作物，农民从棉花中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仅在新疆每年就有近百万采摘棉花的农民工"摘走"10多亿元。
棉农为了获得收入，必然扩大种植面积和提高机械设备使用率。原来的人力成本是不算钱的，机械代替人力意味着棉花生产成本的增加，再加上近年国际油价上涨的压力传导到机械生产中，棉花价格便随之水涨船高。
而中游的纺织品制造商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则开始寻找更符合自己预期的原料来源，进口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据海关统计，在加入WTO的五年里，中国累计进口棉花830多万吨，仅今年前七个月，进口棉花就高达274万吨，超过去年全年的进口量，其中美国棉花占了一半以上。印度、澳大利亚等产棉国，甚至非洲一些小国都开始加紧筹划瓜分中国市场。
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就这样不经意地到达了中国西部的偏僻角落。
全国棉花交易市场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怀贵说，过去向我国出口棉花的国家只集中在几个出口大国，大的国际棉商只有几家；现在向中国出口棉花的国家有50多个，主要棉商发展到几十家，国内进口棉花的企业也从少数几大国有大型企业增加到1000多家。
2002年以后，国际棉花价格总体低于国内价格，外国棉花大量涌入，改变了国内棉花的供给形势，新疆棉花的价格开始下调，在2003年甚至一度跌破成本价。
这种价格打压影响到农户的收益。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估算，在过去近六年中从国际市场进口的棉花，夺走了我国农民250多亿元人民币的收益，相当于每个种植棉花的农民失去了250元收入。
上游原料价格下跌最终将体现在纺织品的出口环节上——这也是此前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所说“七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的源头之一。
虽然纺织品生产商是从国外进口棉花，但最终的产品仍将以中国的名义出口，在外国的经济分析中，他们看重的中国产品出口对外国造成的就业和产业冲击，而不会考虑中国这种出口实际上已经拥有全球供应链的初步雏形。
中国价格
来自河南西平的农民一天之内可以采摘15公斤左右的新疆棉花，获得的报酬大概是30-50元，从新疆的田头，经过筛选、打包等简单的物流程序，运送到浙江的生产车间，每吨的物流成本大概在1200元左右。
东阳商人谢名东说，此后的三天之内，他可以完成从棉花加工、纺织到上色以及成衣的全部过程，在这个环节中，成本的支出最为明显——当然他是一个另类，因为很多浙江商人已经采取了直接购买布匹的简单手段。
但布匹也是棉花变成的。所有的成本都被叠加到最终的销售环节中。于是，当地人衡量收益的指标就被弱化为一项：一个棉花的成品——T恤、衬衣或者其他——究竟能够卖多少钱？
棉花的全球之旅在这时才算真正进入高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终点——经过国内的漫长生产加工程序，棉花的最终形态实际上就是体现在成品销售环节——7美元一件，谢名东的仿制骆驼牌T恤在欧洲市场上大行其道。他说，这个价格扣除物流等其他成本，实际上的利润已经所剩无几，大致就是不到1美金。
这已经不是中国刚刚实现产品出口时的那个价格——棉花从原始状态到变成商品，价值经过重重分解早就被细化到每一个环节——于是，在《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眼中，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分工也就意味着产品价值和利润的再度分解，中下游商品制造者的利润必然要被把持销售环节的上游销售企业分流。
这也可以解释另一个问题：加入WTO后，中国纺织业的发展不仅面临发达国家的设限阻击，就连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频频抵制中国的纺织品。但在销售环节，中国纺织品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在欧洲的零售商看来，它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庞大的底层供应体系、具有巨大产能的中端生产体系以及能够以产能打压价格的销售体系。
于是，在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崭新的术语开始出现——中国价格。这个名词的背后，意味着“中国的生产能力和市场规模意味着中国的经营模式很快将会成为全球仿效的标准，而这种标准下不仅工资水平较低而且劳动保障不力”。
那么，最终的受益者是谁？在销售企业看来，消费者是毫无疑问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在享受全球分工体系下的物美价廉的产品，而在生产企业看来，他们解决了社会的就业和生产力提升问题。但问题是，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关系。
这使人想起《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一个国家的庞大产能意味着对另一个国家的产业压缩和就业冲击。因此，文章采用的标题是《哥们，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为此，世贸组织国际贸易中心近期正在起草一个报告，内容是鼓励中国从不发达国家进口棉花，以便使这些国家都能从我们飞速发展的纺织业中获益，以改变对外输出的负面印象。
“报告出台后势必会发起新一轮推动中国加大棉花进口的呼声，但是真的放开棉花进口，受害最大的可能是我国棉农。”东华大学纺织经济研究所顾庆良教授说。
所以，在棉花的全球流传过程中，它已经被附加了更多的非经济背景。经济学者们说，这就是全球化的磨合以及运行雏形——在这个意义上，曾茅一直在考虑的问题“那些人究竟到哪里去了”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只要新疆的棉花产业存在，他们就还会出现，并且人数会更加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