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广交会的变迁，折射出中国外贸嬗变历史，也标志了中国贸易从国家垄断资源的特许贸易制度逐步向一个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转型。
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丁力表示：“增加进口功能，将为我国各大产业参与国际分工提供更为便捷的平台。改名之后，针对一系列鼓励进口的政策会出台。”
10月13日，广交会新闻发言人徐兵用“两个坚持”来概括广交会与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的关系。他说：“广交会创办至今，始终坚持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大局，始终坚持服务于外经贸发展战略。”
20世纪50年代，由于众多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外汇严重如何缺乏。如何解决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进口多种物资的需要？在中央领导亲自关心下，广交会成立肩负起了中国外贸扩大出口创汇的政治任务。1957年首次举办的“广交会”是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唯一窗口，而这种唯一性保持了20多年。
在当时，广交会上的参展商都是国家特许的垄断外贸公司，而商品主要集中在农贸和轻工业方面。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高宁回忆说：“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是最早成立的外贸公司之一，也是最早参加广交会的8个交易团之一。在初期时，粮油食品可以说是成交的主要商品，1974年曾组织了数千平方米、包括各类产品的展区。”
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大门，“对外开放”成为国策，中国外贸进入到实际的高速增长阶段，中国也以出口大国姿态重返世界市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出口至上战略在中国受到青睐。出口创汇、用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市场成为了普遍情况，企业在地方政府有意无意的支持下，对内抢购出口原材料，对外则实行低价竞销，国家也采取了诸如出口退税等一系列促进出口的外贸政策，也正是在这种盲目看重“出口”的惯性思维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十多年，除1993年出现逆差外，其余各年中国外贸均为顺差。自1994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拥有11个贸易顺差年。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
这种变化从广交会的成交额明显感受到，据了解，广交会年成交额已从1980年的44亿美元发展到2005年的611亿美元，而“广交会”的成交总额能够占中国一般贸易出口总额的1/4强。中山大学校长助理、广东经济学会会长王珺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目前，中国国内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800美元左右，国内市场购买力日益增强。中国外贸需要从仅仅追求以出口为核心的贸易制度转向了追求进出口均衡的贸易制度。提供更多的可选择机会是这种不断增强的市场购买力的客观要求。”
事实上，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拉动体现在进口上。2003年，中国的进口总额已经超过英国和日本。2005年，中国进口总额达到6601亿美元，相当于1994年美国的进口额度，其中60%来自亚洲，显示中国拉动了亚洲经济的增长。
王珺也指出：“我国尽管在出口商品上仍然存在技术含量低、科技附加值低等结构性问题，但毕竟已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从国家统筹国内外发展的要求出发，单纯服务于出口的交易会确实已经不合时宜了。”
对于广交会新增进口平台功能，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表示：“广交会将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便捷的窗口，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将会给广东企业交流、学习、成长提供再好不过的平台。
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正由出口单极向发展国内产品品牌附加值和扩大内需的双极拓展。而广交会更名正折射出中国外贸从“扩大出口创汇”转向“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发展轨迹。
适应外贸新形势 出口退税频繁调整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出口形势极端严峻，政府为此提出了‘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口号，8年过去了，我国的外贸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常时期贸易顺差下，我国的贸易政策开始转向保持“进”与“出”基本平衡。
“在以往我国出口竞争力还不够强的形势下，我国采取的很多政策措施来支持出口，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阶段。出口退税就是国家支持扩大出口的重要政策。”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沈丹阳表示。
为了实施扩大出口战略，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经历多次调整：为了减轻财政负担，1995年7月1日，我国将出口退税率从16.63%下调到12.86%，下调3.77个百分点；为了抵消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1999年7月1日，我国将出口退税率从12.56%上调到15.51%，上调了2.95个百分点。中国的出口退税率在2000年的平均值是15%。
然而，出口的增加随即导致贸易摩擦频繁发生，不仅发达国家对我国频频发起贸易争端，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阿根廷、土耳其等也开始趟浑水，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诉讼。
就在这一切风波发生的时候，中国仍然在渐进有序地扩大对外开放：降低进口关税率，调整出口退税率。
2003年，我国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平均出口退税率下调了3个百分点；2005年调整的出口退税率，一方面提高了我国拥有较多知识产权的IT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另一方面降低或取消了“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出口产品退税率。
2006年9月14日，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五部门又联合下发《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继续对“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的产品及纺织业产品降低了出口退税率。同时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
从出口退税率政策变化来看，国家一直在扶持的生物制药、重大机械设备、部分IT产业，以及国家鼓励出口的科技产品，出口退税率由13%提高至17%；部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出口退税率也由5%或11%提高至13%。
“目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基本上还是数量扩张型，这次外贸出口政策调整，旨在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对促进外贸转变增长方式，降低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减轻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毕吉耀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今后我国的外贸政策调整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外贸发展要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二是持续更加平衡的对外贸易政策，更加注重进口对经济的作用。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了“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中，是从未有过的。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强调国内企业出口产品或者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还要考虑到有关国家的利益。没有互利共赢的原则，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就很难持续贯彻下去。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充分表明了我国注重在扩大合作中化解矛盾的真诚愿望，有利于缓和国际经贸摩擦。” 毕吉耀副所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对外贸易经过20多年快速发展，贸易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三位。但外贸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出口竞争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力价格优势，贸易利益与贸易规模不相称，产品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弱，市场抗风险能力较低，综合效益和增长质量依然不高。这些都预示着改变贸易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今后我国的外贸要切实改变‘增量不增利’的出口局面，要从‘千方百计扩大出口’转向保持‘进’与‘出’基本平衡，最终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商务部外贸司司长鲁建华表示。
“适时调整外贸出口政策调整，体现了我国在处理国际贸易争端时立场上的原则性和手段上的灵活性。也说明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跨入了新的阶段。”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金伯生表示。
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丁力表示：“增加进口功能，将为我国各大产业参与国际分工提供更为便捷的平台。改名之后，针对一系列鼓励进口的政策会出台。”
10月13日，广交会新闻发言人徐兵用“两个坚持”来概括广交会与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的关系。他说：“广交会创办至今，始终坚持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大局，始终坚持服务于外经贸发展战略。”
20世纪50年代，由于众多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外汇严重如何缺乏。如何解决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进口多种物资的需要？在中央领导亲自关心下，广交会成立肩负起了中国外贸扩大出口创汇的政治任务。1957年首次举办的“广交会”是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唯一窗口，而这种唯一性保持了20多年。
在当时，广交会上的参展商都是国家特许的垄断外贸公司，而商品主要集中在农贸和轻工业方面。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高宁回忆说：“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是最早成立的外贸公司之一，也是最早参加广交会的8个交易团之一。在初期时，粮油食品可以说是成交的主要商品，1974年曾组织了数千平方米、包括各类产品的展区。”
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大门，“对外开放”成为国策，中国外贸进入到实际的高速增长阶段，中国也以出口大国姿态重返世界市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出口至上战略在中国受到青睐。出口创汇、用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市场成为了普遍情况，企业在地方政府有意无意的支持下，对内抢购出口原材料，对外则实行低价竞销，国家也采取了诸如出口退税等一系列促进出口的外贸政策，也正是在这种盲目看重“出口”的惯性思维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十多年，除1993年出现逆差外，其余各年中国外贸均为顺差。自1994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拥有11个贸易顺差年。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
这种变化从广交会的成交额明显感受到，据了解，广交会年成交额已从1980年的44亿美元发展到2005年的611亿美元，而“广交会”的成交总额能够占中国一般贸易出口总额的1/4强。中山大学校长助理、广东经济学会会长王珺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目前，中国国内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800美元左右，国内市场购买力日益增强。中国外贸需要从仅仅追求以出口为核心的贸易制度转向了追求进出口均衡的贸易制度。提供更多的可选择机会是这种不断增强的市场购买力的客观要求。”
事实上，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拉动体现在进口上。2003年，中国的进口总额已经超过英国和日本。2005年，中国进口总额达到6601亿美元，相当于1994年美国的进口额度，其中60%来自亚洲，显示中国拉动了亚洲经济的增长。
王珺也指出：“我国尽管在出口商品上仍然存在技术含量低、科技附加值低等结构性问题，但毕竟已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从国家统筹国内外发展的要求出发，单纯服务于出口的交易会确实已经不合时宜了。”
对于广交会新增进口平台功能，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表示：“广交会将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便捷的窗口，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将会给广东企业交流、学习、成长提供再好不过的平台。
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正由出口单极向发展国内产品品牌附加值和扩大内需的双极拓展。而广交会更名正折射出中国外贸从“扩大出口创汇”转向“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发展轨迹。
适应外贸新形势 出口退税频繁调整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出口形势极端严峻，政府为此提出了‘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口号，8年过去了，我国的外贸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常时期贸易顺差下，我国的贸易政策开始转向保持“进”与“出”基本平衡。
“在以往我国出口竞争力还不够强的形势下，我国采取的很多政策措施来支持出口，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阶段。出口退税就是国家支持扩大出口的重要政策。”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沈丹阳表示。
为了实施扩大出口战略，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经历多次调整：为了减轻财政负担，1995年7月1日，我国将出口退税率从16.63%下调到12.86%，下调3.77个百分点；为了抵消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1999年7月1日，我国将出口退税率从12.56%上调到15.51%，上调了2.95个百分点。中国的出口退税率在2000年的平均值是15%。
然而，出口的增加随即导致贸易摩擦频繁发生，不仅发达国家对我国频频发起贸易争端，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阿根廷、土耳其等也开始趟浑水，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诉讼。
就在这一切风波发生的时候，中国仍然在渐进有序地扩大对外开放：降低进口关税率，调整出口退税率。
2003年，我国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平均出口退税率下调了3个百分点；2005年调整的出口退税率，一方面提高了我国拥有较多知识产权的IT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另一方面降低或取消了“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出口产品退税率。
2006年9月14日，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五部门又联合下发《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继续对“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的产品及纺织业产品降低了出口退税率。同时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
从出口退税率政策变化来看，国家一直在扶持的生物制药、重大机械设备、部分IT产业，以及国家鼓励出口的科技产品，出口退税率由13%提高至17%；部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出口退税率也由5%或11%提高至13%。
“目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基本上还是数量扩张型，这次外贸出口政策调整，旨在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对促进外贸转变增长方式，降低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减轻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毕吉耀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今后我国的外贸政策调整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外贸发展要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二是持续更加平衡的对外贸易政策，更加注重进口对经济的作用。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了“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中，是从未有过的。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强调国内企业出口产品或者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还要考虑到有关国家的利益。没有互利共赢的原则，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就很难持续贯彻下去。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充分表明了我国注重在扩大合作中化解矛盾的真诚愿望，有利于缓和国际经贸摩擦。” 毕吉耀副所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对外贸易经过20多年快速发展，贸易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三位。但外贸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出口竞争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力价格优势，贸易利益与贸易规模不相称，产品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弱，市场抗风险能力较低，综合效益和增长质量依然不高。这些都预示着改变贸易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今后我国的外贸要切实改变‘增量不增利’的出口局面，要从‘千方百计扩大出口’转向保持‘进’与‘出’基本平衡，最终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商务部外贸司司长鲁建华表示。
“适时调整外贸出口政策调整，体现了我国在处理国际贸易争端时立场上的原则性和手段上的灵活性。也说明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跨入了新的阶段。”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金伯生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