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上半年，从席卷南中国的罕见“雪灾”到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数场灾难接踵而至；下半年，从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到“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都给这个特殊的年份加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此之外，我们却忽略了另外一个意义，这一年，1990年出生的孩子们已经有资格行成人礼了，所谓的“90后”已经不在是“非主流”，他们跻身参与到推动社会进程的使命当中；而“80后”也开始生儿育女，抬头便是“三十而立”的门槛；“70后”更是面临是否“四十不惑”的困惑，人生、家庭、事业走到了巅峰，也走到了十字路口；而“60后”包括了一大批为“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的精英阶层，如今“天命”是否可知；那些与共和国同龄的“50后”是否已经“耳顺”，可以安享晚年呢？
这是一场后浪推前浪的运动，生生不息。这不再仅仅是某个人的成长图谱，更是整个人类的年龄图谱。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给我们参悟出了这套人生成长的路线图：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自觉抑或不自觉地参照着这个人生坐标，困惑并前行着。
客观来讲，这套由孔老先生总结出的人生坐标系统，是农业社会的人生样板工程，并不一定普适于两千年后的炎黄子孙。然而，多数中国人在传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把孔子语录当作尺子，把自己的生活现状当作测量物，时刻处在如何弥补落差的焦虑中。因此，我们称之为“中国式年龄危机”，并观察出两大特征：其一，危机感总是先于年龄而到；其二，危机感大于危机本身。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正是孔子的继承者孟子，为先师总结的人生路线图做出的最佳注解。
“三十而立”而不立
如果说，孔老夫子的那套理论过于着眼于落后的农业社会体系，那么，如今所盛行的“职业规划”则是孔子理论在当今社会的全新解读。
当今职场的买方市场的特点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压力加大，纷纷在未雨绸缪，不知不觉间危机感悄然而至。本属生理现象的年龄也被社会化，而成为“年龄危机”的起点。
28岁至32岁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危机四伏的年龄。过去几年的“朝九晚五”的日子难免令人感到精疲力竭。就像查利·卓别林在影片《摩登时代》中所上演的那样，被固定在蒸汽机旁，以极其危险的速度没完没了地车制螺母和螺栓。
“我的人生就要这样过吗？”这句话是所有上班族都曾经问过自己的经典问句，然而，要回答并不容易。
此群体通过几年的职场努力可以跃入白领行列甚至金领阶层；但随着职位的不断提升，后起之辈强有力的迫近之势，他们丝毫不敢松懈，不断地寻求着职业的进一步发展。日益激烈的职业竞争环境，无论使对初涉职场的小字辈还是久经沙场的经理人都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经验不足的新手要竞争有限的工作机会，自然困难重重，对于幸运已经跻身职业经理人的30来岁的人来说要想更上一层楼，也是难上加难。
根据职场法则，一个人在某一领域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是十分宝贵的，这是获得职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石。轻易放弃了积累的工作经验，一切从头开始，再创业之路将来更为坎坷。这无形中，又给此群体加上一道难以挣脱的枷锁。
成家立业，是三十而立的最早解读版本。怎样才算是立业？或许每人有着不同的理解，但绝非独立创业这么单一，它更多意义在于在事业上站稳脚跟。而关于成家的解读就显得过于单一，那就是结婚，甚至生子。这是来自于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甚至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没什么可商量的，更没有其他更多的选择。
“四十不惑”之惑
转眼间，35岁降临。经过几年的历练取得一定经历，35岁前后任中层管理职位，这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职业发展道路。这个时期算是人生事业的第一个高峰。能达到理想境界的是少数，不少人还在职场苦苦寻觅。创业人员有一条心理底线：35岁不成功就去打工。
“35岁以下”，似乎成了中国招聘市场最显著的特征。而35岁的外企女职员，有这么一种流行的说法——属于三无产品，无自由(因为家庭拖累)；无青春(因为韶华已逝)；无资历(因为金字塔的顶端需要的是更资深的阅历)。她们要么趁早找好归宿，准备做少奶奶，要么赶紧充好电，学得一身本事，以防职场不测。
“35岁危机”给写字楼的白领们带来沉重压力，若30岁时打下基础，35岁常能顺利过关，之后可能有较好的发展。
35到45岁之间的人受到知识、技术更新的压力最大。当今这些人都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念的高校，他们的阅历虽有增加，但知识技能未必跟社会发展需求相符合，因此需要更新观念与更新知识结构。他们曾经狂热过诗歌，最早接触到了流行音乐，照理说，理想主义的成分还是很浓厚的。面对社会突变，其实也是考量一个人内心是否强大的时候。
此群体是一个别人会以40岁来衡量生涯成绩的年纪。这一段的突破，完全仰赖32岁以后的充电，偏偏该岁数是人生最忙乱的时期，家庭、贷款、事业??若因此断了学习之路、没有进修，后面的路也很难平步青云。
年年有本难念的经
今天的现实让孔老夫子始料未及，社会的自转速度带来的第一个负效应就是浮躁与迷失。身处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的人们，不再那么容易看清自己的方向，对于预期的困惑形成了强烈的危机感。年龄危机往往提前到来，从而形成了一种“年年都有本难念的经”的想象。
有一位“70后”曾经是大学诗社的成员，进入外企后就一直做着董秘的工作，也是一个出入豪华场所、阅富豪无数的角色，工作再忙，她依然保留着每天看2小时书再入睡的习惯。她说，“万籁俱寂的时候，是汲取知识养分的最佳时刻，对抗危机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书中寻找强大的力量。”
自身强大的人不易受环境的影响，他们的特质与如今流行的“钝感”类似，但又不是许三多那种因为钝感所以钝感的人，而是为了使自己钝感而钝感的人。应该说，要做到后者确实需要足够的定力。
钝感是一种坚定的自觉、自知、自信。压力之下不乱阵脚，危机之前不作惊慌。
本期专题采访了7位经历过抑或正在经历“年龄危机”的成功人士。危机的一边包括了事业、情感、健康、家庭等，而年龄的一边是20岁、30岁、40岁、50岁，两边混合排列组合出多种“年龄危机”的可能和表现形式。加之提前抑或错后，真是年年都有难念的经。
林聪颖，九牧王董事长，创业20载，从“成家立业”的压力，到企业生存的压力，再到企业管理、转型的压力，系数尝过，如今，又面临着寻找接班人的压力，这恐怕不只是林聪颖，而是众多“60后”家族式企业家们共同面临的问题，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年龄问题。
王辉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一心向外，从学英语开始，到留学生到海龟到外交官，面对这种危机时，他总是能显得游刃有余，因为他总能在短于5年的年龄刻度上比其他人更早地“嗅到”危机，并从“危”中发现“机会”，从而实现事业的“升华”。
叶茂中，一个偏安一隅却心有不甘的小伙子，置之死地而后生式地走出小城，创出一片新天地。勇于不断尝试的叶茂中用亲身经历证明，要转变命运中的危机，需先转运，而改变运气的最好方法就是不断的去尝试。
张晓梅，一个女人面对年龄危机应该有着比男人更大的困惑，但是她却用一颗良好的心态直面逝去的青春。在她看来，年龄危机说到底是一个心态问题，而身体健康才是良好心态的首要基础。年龄是个现实问题，所以你应该就会去淡化这样的想法，要用更积极的的东西来代替它。时间一长，人的各方面状态自然会有所好转。
禹晋永，真正实现了人生四十而不惑的商人。在他看来，“危机都是自找的。”今天回想起自己走出体制的那一晚上，是人生最痛快的一晚上，因为他的内心自由了，就像只鸟一样飞出了那个个笼子。
鲍岳桥，而立之年的他顺利创业，却在临近不惑之年时遭遇事业上的重大危机，而立之年已过，不惑之年未到，而鲍岳桥的年龄危机恰在这个时间空隙中猛然出现。如今已到不惑之年的他已然成为一个很乐观的人，而对于四年前的那场事业危机，也能泰然叙之了。
David Hand，一个在中国生活了12年的“老外”，他是一个特例，一个对“中国式年龄危机”最好的方面注脚。他并不认可“三十而立”这个说法，在他看来，他的老外同事和朋友当中，也很少有把30岁作为时间上的一个节点来决定自己的某个行为和决策的依据。
这个时候，我们忽然觉得，“年龄危机”不是普世的，不是世界的，而是地地道道中国的，它也不是孔子时代的，而是现代的，甚至是有点“莫须有”的，当真正危机年龄到来的时候，可能反倒踏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