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调查：农民工有意择业是社会进步

       同在此处，一农民工却为找不到工作犯愁。“从年初八就找了，但没有合适的。”他直言，厂家给的工资太低，“不如回家种田”。

       三月初的浙江宁波依然寒气逼人，但节后却此起彼伏地出现了好几个大小各异的招聘会。就在此时，一些中小型企业正为“招工难”所困扰，而尚有大批背井离乡、出门淘金的农民工为“落脚地”担忧。难怪部分专家直言“用工荒”是“伪命题”。

       自我觉醒 农民工开始有意择业

       一没知识，二无技术，对前几年进城的农民工来说，有份工作便为幸遇。于是，在灯红酒绿的背后，在不起眼的角落，最苦、最累、最廉价的职业相继被民工队伍“垄断”。同时，由于缺乏技术“含金量”，他们亦成为被忽略的群体。

       不过，“现在的民工想法多了，会提很多要求。”浙江宁波江东富达制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颜翠君试图向记者解释“招工难”的原因。“工资、工作环境及成长规划等，他们都有个人主张，一项达不到要求，就不愿意进厂。”

      山东德州的刘师傅就是因为工资太低，炒了去年“东家”的“鱿鱼”。不过，他现还没选择好“婆家”，仍处在“找工作”状态。“虽然现场有50多家企业来招聘，大多工资太低，我没相中一家。”他坦言，从正月初八开始找工作至今，两个多星期以来，几乎天天赶招聘会，却没遇到合适岗位。

       他的期望待遇为“包吃住，1500块钱一个月”。“今天招，明天招，天天960，不可能有人愿意干。”刘师傅介绍，1500块的工资，除去伙食费，“还有点余头”。“要不然，还不如回家种田或在老家干建筑活。”

       “工作没找到，我心里也着急，但不会以凑合的心态，随便找一家厂子上班。”他表示。

       河南周口的小胥则有其他的理由。虽然仅有20岁，但他已在外面闯荡了三年。

       “去年我在一家袜子厂打工，但学不到什么技术，所以辞掉了。”他说，想找电焊类的工作，能一直做下去，学到一门手艺。“有了技术后，企业自然会给我高工资。”

       小胥言语中也流露出些许担心，“许多企业在招电焊工，但它们都只招熟练工。”正月初十便从老家出来的他，已寻工十余天尚无结果。他告诉记者，会再坚持找一段时间。

       显然，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何镇飚则很欣喜看到这种变化:“农民工对薪资水平、成长规划等方面有想法，说明其自我意识在觉醒，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选择职业，是一种进步。”

       春节假期结束后，宁波市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平均有四场以上的招聘会。据悉，参加的多为一些中小型企业，而外地来的农民工也不少。

       四面出击 “招工战役”仍未停止

       “招130人，而报名者只有4人，真是惨不忍睹。”颜翠君抱怨四起，许多应聘者甚至不愿意将其联系方式留下。

       “厂子还有近40%的缺口，仍要四处招人呢！”宁波市镇海云蛟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益军难掩内心的无奈。

       当然，有招工诉求的企业绝不仅是上述两家。据宁波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公业就业服务科科长陈发泉介绍，该市60%—70%的企业在春节后需招工，而中小企业的“用工荒”尤其严重。

       农民工此时似乎成为“香饽饽”。而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虽是企业的噩梦，也同样也对农民工产生负面影响。因订单的减少，企业纷纷减产裁员，甚至“关门大吉”。民工们率先被淘汰，只得扛着背包返乡。

       伴随经济形势好转，企业逐渐恢复生产，用工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少则近百，多则上千。“招工”遂成为企业的紧急任务。

       “2009年11月开始，‘用工荒’凸显。”陈发泉分析了原因:一是订单增加，原先裁掉的员工需补充；二是民工输出地通过各种措施，让经济得到发展，实现部分劳动力当地就业。

       出去打工的人少了，而已到外地的又多像陈师傅和小胥这样有一定期许和规划的。

       于是，“用工荒”便成为当前流行词汇，企业也慌了起来。“厂里现只有50、60人，生产能力开足时要200来人。”颜翠君透露，由于人手缺乏，其外贸接单量减少了50%—60%。于是，“天天参加招聘会，处处张贴招工广告，不过效果不大。”她说，厂里已给工人涨工资，还免费吃住，“希望能引来求职者”。

       同时，政府部门也行动起来。陈发泉介绍，宁波市就业管理服务局曾组织部分企业到外地招聘，取得一定效果。不过，“参加的企业，多为遵守法律法规、信誉较好的大中型企业。”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部分中小企业也有到外地招工的想法，但苦于成本高，一直不能成行。

       良性互动 “用工荒”自然消除

       一方喊着“用工荒”，一方却受困于“就业难”，长期“耗”下去，对双方都不利。

       “每天只出不进，身上的钱不多了。”刘师傅向记者道出心声。

       “民工可尝试着先就业，把当下生活安排好。”陈发泉认为，民工从家里带来的钱不多，要租房子，又要吃饭，压力比较大。同时，“企业也应拿出实际行动，尽量满足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

       他举例道，一些设施健全、管理人性化的企业，员工返岗率达90%以上，用工缺口很容易弥补。“只要企业有付出，肯定能得到员工的认可。”

        宁波康达鞋业有限公司即为不受“用工荒”困扰的企业。“员工返岗率较高，今年只需少量招人。”该公司生产厂长陈国民对做好员工工作颇有心得，“适当组织一些活动，鼓励员工参加，增强凝聚力；遇到节日，邀请大家聚一聚，让他们感受到温馨。”

       何镇飚亦曾对“用工荒”进行过调查研究。

       “所谓的‘用工荒’其实是伪命题，它只出现在局部地区、个别行业。”他说，局部现象后经媒体放大，形成全行业缺工的假象。“目前，缺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

       何镇飚认为，若政府、企业、民工实现良性互动，“用工荒”自然不存在了。

       为此，他建议:政府部门不能只顾及面子，仅把能“拿出手”的大中型企业带出去招工，可尝试着给实力较弱的企业创造“走出去”的条件。

       “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要健全薪资评价体系，完善技能培训制度，对员工实行人性化管理，把老员工留住，也让新员工看到希望；要充分发挥工会的桥梁作用，把员工想法摸清，吃透。”他说，企业在盈利同时，要敢于、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他还建议输出地政府应有所作为，试着掌握输出人员的就业领域，进行针对性地培训，帮助民工找到合适的岗位。

       另外，“自我意识觉醒为好事，他们有了职业规划，敢于同企业谈条件，将逐渐增强其话语权，改变长期以来的弱势地位。”何镇飚最后表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