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管理求创新容易招致失败
21世纪一定是以中华文化为主流的世纪，这是全球大环境造成的。21世纪提倡的是管理合理化，即“管要管到合理，做也要做到合理”。
管理如果只求创新，失败率是很高的，因为人不可以为了求新而求新。一定要合理的求新、进行必要的创新，这才是正确的。
企业不得不创新，但是创新要记住一句话――只有20％的创新是成功的，80％都是失败的。由此可见，创新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一定要小心，不要一味强调“变”，结果最后血本无归。
创新就是改变，这种改变需要慢慢调整，而不能急转直下，否则会让他人无法适应。任何的调整都要随着时空改变，对企业来说，创新前一定要明确自己企业的特殊性，即自己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殊氛围，不能说变就变，一旦变得失去了特性，大家就无法配合创新了。
◎个案研讨
商鞅变法
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太子藏匿一犯罪王族，依法应该同处死罪。商鞅接受妥协，以太子的老师及侍卫长顶罪，分别削鼻及刺青。孝公去世，太子继位，商鞅被捕处死。
――《韩非子
变法就是创新，商鞅变法是非常著名的故事。任何创新一定要有人支持，商鞅变法的支持者是秦孝公。商鞅制定的法律是很严格的，任何人只要藏匿罪犯就同犯死罪，太子依法本应该被处死，可是因为犯法者是太子，所以即使是商鞅，也接受了妥协，以太子的老师和侍卫长来顶罪。结果等到秦孝公去世，太子继位，商鞅也因为这件事被处死，也就是所谓的作法自毙。
下面我们分析和讨论一下如下的几个问题：
如果你是商鞅，你会接受妥协吗？有更好的方法吗？
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会回答：“我会妥协”。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形势永远比人强”，这些话虽然是老话，但是到今天依然有其实际意义。妥协没错，错在搞错了妥协的对象，也就是找错了替罪羔羊。试想，商鞅用太子的老师和侍卫长作替罪羔羊，本身就给自己埋下了祸根。因为这两个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替罪羔羊应该找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没有什么影响力或者即将死去的人，杀掉了当然也就无所谓。这其实是一种合理的不公平。
如果你是秦孝公，你会怎么办？
如果你是秦孝公，你也许会说：“发一个免死金牌给商鞅不就没事了？”这样，等秦孝公死后，一旦灾祸及身，马上将免死金牌拿出来，不就可以躲过了。其实不然，因为秦孝公不会这么做，他希望商鞅自己想办法，而不是靠他。
记住，即使上级支持你改革，在紧要关头他却不会救你。虽然每次老板都会说“你去做，我支持你。”但是，一旦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再去奢求老板的支持就会马上变得不可能。因为上级心里在想：“我支持你，你要给我好好干。结果你给我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还给你负责，免谈。”所以，很多事情都要从多方面去衡量，不要只从单方面去考虑。
也许你会问：“秦孝公会不会骂太子？”答案是“不会”。虽然孝公支持商鞅变法，也能接受商鞅的改革方式，但是他决不会为自己的支持负责。他不会借处斩太子来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特权是永远存在、不可能消灭的。
如果你是太子，你会怎么办？
你也许会这样回答：如果我是太子，第一，我不会藏匿犯死罪的人；第二，如果他来找我，我一定把他送到法院去；第三，如果我真的犯罪了，我一定与庶民同罪。
这些话都是好听不好用，谁都做不到的。因为领导的对象是人，管理的对象也是人，人都是不完美的，人都是相当不理性的。
比如，太子也可以连夜将犯人送走，等商鞅来查时，不留痕迹。这也就是所谓的“事出有因，但是查无实据”，可是太子之所以那样做，必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毕竟，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
商鞅变法是不是只用法而不用术呢？
商鞅确实是有点有法没有术。比如，商鞅可以在抓人前去向孝公报告：“听说太子藏匿了一个王族成员，那是一个犯法的人。我绝不相信有这种事情，您说太子会做这种事吗？”孝公肯定会回答：“以我们的皇家教养，太子不可能做这种事，你们其他人有反对意见吗？”其他人一定会装聋作哑，这是一种生存之道。
还可以派一个武功高手潜入太子府内，把那个人抓走，然后再派人去搜查，最后再去向太子谢罪。这样大家都心知肚明，也可躲过一劫。
这些都是“术”，术可以分为两种――权术和艺术。这两种术都是形式繁多，实际却很不同。从外在的形式是无法区分这两种“术”的，区分点在于它们不为人所见的内在。
商鞅懂法不懂术，有人却懂术不懂法，还有人既懂法也懂得术，却缺少形势的“势”。总之，法、术、势三者要同时运用才有效。
商鞅的牺牲，值得吗？
这个问题完全是个人的价值观的问题。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要比较客观地来看。商鞅一心一意想把秦国治理好，他没有私心，但是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
任何创新都要有资金、人才的支持，还要有市场的需要，最后还不能缺少上级的支持。
所以，商鞅的牺牲其实是不值得的，因为这种牺牲很愚昧。领导创新要站在不变的立场来变，才会降低风险；一个人为了变而变，就会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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