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的时代课题：正当管理

　　中国式管理与正当管理在社会属性上相关联

　　要想明确中国式管理的定位，必须从管理的二重性谈起。我们知道管理的二重性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其自然属性主要是解决管理是否科学、更加经济、更加科学之类的问题。正如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一样，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或者在管理的自然属性范畴内是没有也不应当有中国式、欧美式之类区分的。而在管理的社会属性上，由于我们现在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发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企业管理其社会属性的主脉也只能具有中国特色，即是中国式的。简单说来，解决了发生在中国热土上的企业管理中所具有的社会属性问题，这样的方式就是中国式管理。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管理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什么内容的问题。中国式管理的内容无疑是丰富的，而正当管理应当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所谓正当管理，是以社会民族公众的利益为标准来衡量，它要求管理者在实施管理，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时至少要遵纪守法，遵守职业道德，遵守既定的管理规则和程序，忠实地屦行自已的管理职责，从而产生正当经营效益的管理行为。简言之，是追求企业及其相关利益主体正当利益的管理行为。是企业的管理者在实施管理，追求企业，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必须遵守的起码要求。它是在资源流动、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动态过程中，管理者必须遵循的价值指向。这样的正当管理反映的也是管理的社会属性，与中国式管理所反映的社会属性是完全一致的，因而正当管理与中国式管理也就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正当管理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式管理的标志而不会成为欧美类型国家的企业管理的标志，是因为历史、国情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在欧美等国家中，资本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形成了工业文明的深厚积淀，其经营管理主要是解决“善良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财产的问题”。而我国进入近代之际，虽然有了一定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商品经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在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中，民族工商业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广大人民群众更多的是在战乱中挣扎和抗争，在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靠天吃天的自然经济，手工作业的个体经济中，没有经过大工业文明的洗礼，对于“善良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财产的问题”的解答完全出于东方式的理解，没有直接的代理成本之虞。先进的工人阶级也只有和农民结成同盟军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只有在完成了推翻旧世果的任务后才会考虑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问题，而在计划经济中企业的任务是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又用不着考虑这样的问题。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企业管理中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时，往往忽视了“管理科学”预设的那个前提：管理者总是“善良的主人”。这在从私有制下发展起来的经济组织中是不难理解的，而在转换机制、放权让利中被赋于管理权的管理者是否善良姑且不论，可以肯定他并不是企业的真正的所有者，即不是企业的真正“主人”，而他们的“善良”又恰恰遇到了挑战。为了增加企业活力，人们需要管理者更新观念，勇于“开拓”，冲破旧体制的束缚，成为一个能够起死回生的“能人”，其中也隐含着不必太善良的允诺。尤其在面临着各种利益关系大调整的背景下，利益的获得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需要进行不断的甄别与调整。在甄别与调整工作完善之前，难免泥沙俱下，起码为不正当利益的获得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且不说管理者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管理行为去追求个人、身边的人(亲友)、小集团不正当利益，就是被动地去“适当”不规范的环境，也涉嫌管理行为不正当。而不少民企的发展也是利用了环境的种种不规范而掘到了第一桶金。管理者不是“善良的主人”，使得管理正当的问题十分突出，使得欧美的企业管理研究原本可以不考虑的问题而在中国必须给予考虑，从而使中国企业的管理体现出与欧美不同的特色。

　　再次，尽管在两权分离的状态下，管理是否正当问题的存在正在跨越中国式管理与欧美式管理之类的界限，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于正当管理中出现问题的态度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正如不同的文化对个性、创新、知说产权的看法有所不同一样，中国文化对管理正当与否的反映隐而不露，只要暗中较轻。在显规则中，人们似乎更关心成败与名份。当美国公司出现假帐丑闻的时候，连美国总统也坐不住，而中国公司的造假很可熊会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也就是说，出现不正当管理，在欧美公司中是例外，可以用技术性手段直接了当进行处理；而在中国则可能是一种常态，需要“艺术地”进行辩证施治，这就使得中国的企业管理体现出中国特色。

　　正当管理的特征使其可以成为中国式管理的标志

　　中国式管理应当是基于对中国企业管理中特殊性的认识，是为解决中国企业最突出的管理“瓶颈”而服务的，而正当管理所具有的特征正好可以与中国式管理的内在要求实行共振，因而可以成为中国式管理的重要标志。

　　应当承认，作为管理的社会属性，正当管理首先是一种管理理念，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管理，只是为了努力促使科学的管理方法用在正当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说它没有可操作性，运用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有待于深入的研究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例如LG中国区总裁孙晋邦对自己提出了24个字的要求：“正道经营，操守为重；以人为本，人文并举；以德兴隆，德厚兴业。”我们在这里可以为正当管理勾划出一个基本的逻辑框架。简单说来，正当管理运用在实践中就是要在赚钱与立德间安身立命，以便在市场竞争的双赢或多赢中脱颖而出。无庸讳言，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现代版。如果以立德循道为纵坐标的话，爱财盈利则为横坐标。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正当管理至少应当是二维的，仅仅有立德循道纵坐标或者仅仅有爱财盈利的横坐标都不行，仅仅有前者，正当管理就成了道德说教，可能是一种伪善；仅仅有横坐标也不行，那样就成了一切向钱看，恰是忽视管理社会属性的表现。正当管理要求管理者在两个坐标之间妥善行事，如果说是在两者间寻求平衡，坚持“中庸之道”也未尝不可，尽管这需要进一步解释。但这并不排除我们可以对两个坐标进行单独的研究，例如将纵坐标进一步理解为精神文明、为圆、为柔等等；将横坐标进一步理解为物质文明、为方、为刚等等。正当管理的逻辑框架具有如下的特征：
正当管理的理念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在企业管理中提出正当管理的理念，并非只是从理想出发，人为地赋予其理想主义色彩，或者贴上漂亮的标签自我标榜。而是因为现实中不正当管理的存在和盛行已经到了不加以制止就不行的程度，它是为了解决“穷庙富方丈”之类管理者“败德”行为而不得不提出来的标准，是不得不守住的道德底线。当然，实践中成功的组织管理者未必德高望重，品德崇高；而道德高尚的人在现实生话中往往不甚如意。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许不能求全责备，但是绝不能允许管理者在台上大讲修身养性，台下大耍“厚黑”拳脚。反过来说，为了纠正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也需要提出一个理想的目标，促使企业管理进入一种理想的境界。这当然需要发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积淀，将现实和理想结合在一起。

　　正当管理的理念是资源收敛与勇于开拓的统一。正当管理是对不正当管理的约束，是“草莽英雄”的自我规范，相对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攻城掠地式的行为而言是一种收敛。这种收敛有助于避免钻政策的空子搞重复建设，盲目铺摊子上项目，造成资源的浪费。收敛实际上是资源的聚焦，是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可以更好地发掘和体现自己的特色，也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在市场上竞争中立足，走向世界。另一方面，正当管理也是管理者正义在胸，进行自我保护否的旗帜，可以防范各种责难与非议，从而为冲破各种壁垒，将企业做大做强奠定良好的基础。资源收敛与勇于开拓的统一则是自立创新，坚持可持续发展，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实践。

　　正当管理的理念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正当管理可以以被看做是一种经营哲学，因为其中体现着做人做事的道理，讲究方圆、和合中正，需要刚柔相济，坚持公平和正义，这些都离不开哲学的思考。但是正当管理不仅是应然，而且应当是实然，管理者必须对人才流、资源流、信息流等等做出科学的安排，对获得的利益进行正当的分配，必须在当下解决问题，这些都是形而下的东西。正是因为有正当管理的理念的存在，“儒商”的形象才能够确立，从而打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人为界限，打破社会等级壁垒，使得人人皆可为君子；同时可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促进技术进步，使社会和谐，充满活力。

　　正当管理的上述特征，正是中国式管理所应当具有的，也是中国式管理所必需的。假如中国式管理只是从理想出发，打造出一个务虚的模式，仅仅停留在思辩状态，反而是削足适履，不利于企业的健康成长。而把坚持正当管理做为中国式管理的标志，正可以避免这些弊端。

　　中国式管理通过坚持正当管理在解决问题中前行

　　中国式管理应当是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且能够用来解决管理实践中急需解决的实践问题，而不是简单的适应甚至与落后面苟合，坚持正当管理正可以担当起这样的任务。

　　正当管理是与不正当管理相对立、相比较而存在的，正如相对于不正当竞争的正当竞争而言一样。显然，违背了“善良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财产”的预设和正当管理的原则就是不正当管理，例如：管理行为有悖于管理者应有的职业道德，管理行为是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挑战，管理行为侵害了企业内部有关利益主体的根本利益，而且这种管理行为出于管理者的故意。管理原本就应当是正当管理，只是因为不正当管理大量存在，才需要大力宏扬正当管理的精神，剔除掉不正当管理，才能证明管理者的行为是正当管理。到目前为止的管理科学的发展，主要关注管理方式方法的科学性--自然属性，而极少考虑其正当性--管理的社会属性。但这并不能否认管理中不正当行为的存在。例如早期的泰罗制，把工人当做机器的一部分，就含有歧视工人的不正当成份。管理科学发展到今天，人们虽然不能再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进行指责，但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欺诈之类的不正当管理行为仍然会引起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的同样关注，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更应当如此。

　　所谓不破不立，假如不正当管理得不到有效的扼制，正当管理之风也就难以形成。如果说宏扬正当管理的理念是对工业文明的补课，那么面对着市场信用缺失、执行力不尽人意等问题，我们坚持正当管理不能只是停留在工业文明的启蒙阶段，必须采取实际措施纠正不正当管理。反对不正当管理，主要是微观经济管理的任务，在技术上也是可以做到的。例如所谓的激励理论（又称“契约理论”），它是当前经济学一个比较热门的领域，主要研究如何通过适当的契约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信息不对称和由此导致的市场分配无效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逆选择（AdverseSelection）”模型，主要研究当契约的一方具有某种可以影响到另一方利益的私人信息，契约的另一方如何通过契约来尽可能缩小这种信息上的差距（即找到一种精巧的契约，使得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在该契约面前“真实”汇报自己的信息。）来获得最大利润。“一方具有某种可以影响到另一方利益的私人信息”，用中国式的语言来说就是对另一方来说可能是不正当的管理，因而借助类似这样的理论，可以做为我们反对不正当管理的有力工具。

　　当然，解决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仅仅靠引进国外现成的研究成果是不行的，既使它们被国外的实践证明先进，也不能奢望照搬过来就能奏效。我们必须从的国情出发，治理不正当管理。在企业层面，坚持正当管理，反对不正当管理可以通过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来实现，可以把它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职能，力争把问题解决在公司内部。同时利用纪检、监察、审计等社会监督资源，形成一个完整有效的反对不正当管理的机制。结合政府职能的转变，增加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彻底转变“好哭的孩子多吃奶”等不良现象，防止近亲繁殖和权钱交易。在条件成熟时，研究制订“反不正当管理法”，对不正当管理实施严刑峻罚，有效地扼制不正当管理，保证按科学态度办事的人不吃亏，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出现。

　　我们不能指望在一个早上就将不正当管理彻底根除，因为在利益驱动下，不正当管理总会顽强的表现自己，旧的不正当管理消除之后，还会有新的不正当管理出现；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不断地把不正当管理获利的渠道堵死，使实施不正当管理的人因此承担更大的风险，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么管理者经过权衡之后，就会望而却步，比较理智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正当管理上，踏踏实实地进行科学管理，认真的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其实，我国的企业管理者并不缺少智慧，只要坚持正当管理能够产生合理的预期，在健康的市场环境中，他们将会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他们在实施科学管理方面，同样能取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从而体现出中国式管理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