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服装正在重新审视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难以继续成长的问题，并进行反思和探索
在中国服装产业版图上，“温州”的意义绝对要大于一个中型城市所能代表的一切。报喜鸟、美特斯·邦威、庄吉、夏梦、法派、乔顿、高邦、雪歌、森马、红黄蓝、拜丽德、奥康、红蜻蜓、康奈等等，都是中国服装业举足轻重的品牌。在这样的一个城市能够成长起如此众多全国知名的服装品牌，不能不说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现在的温州距经济学家钟朋荣提出“小狗经济”已经时隔数年，不过依靠着当年的精确分工和紧密合作，规模不大的温州企业相互充分利用资源，完成了企业的快速成长。
在这股“小狗快跑”的浪潮中，温州的服装企业也从中受益。
以温州的制鞋业为例，构成一双皮鞋的所有材料都可以在精细分工的各个企业找到——鞋底来自乐清白石鞋底生产基地，鞋饰来自永嘉黄田鞋饰生产基地，而鞋料来自河通桥鞋料市场。
这些家族甚至家庭式的中小型企业，分工非常细致，而千家万户串联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生产“集团”，这让温州服装业形成了良好的氛围，企业的发展速度也随之加快。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所谓“小狗经济”的温州企业发展模式，是由温州商人的思维方式和长久以来形成的企业制度所决定。它帮助温州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服装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
温州企业多，家族企业更多，这种利用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企业就是对“温州模式”最好的解释，这些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但经营灵活。
早在2000年，就有人为当时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注册资本算过账，结果平均每个企业的注册资本只有5万元；所有在案的有限责任公司中，产值超过1亿元的有24个，5000万到1亿元之间的有34个，1000万到5000万元的企业数量是197个。其他企业的产值都在1000万元之下。
而根据中国服装协会的数据，温州2500个服装企业产品销售收入3020000万元，平均每家企业的销售收入在1200万元上下——可以说，虽然不乏报喜鸟等大型企业，不过还是众多中小企业支撑了温州服装的成长。
在另一个服装大城宁波许多巨人企业领跑中国服装产业的时候，温州服装不得不重新审视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难以继续成长的问题，并进行反思和探索。
让人担忧的“优势”
在一些专家看来，温州企业遭遇的“成长天花板”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温商甚至是中国商人根深蒂固的经商思维。
两年前，温州老板梁晓军卖皮鞋到欧盟，一双成本12欧元的皮鞋，国内同行只开价6欧元。“杀价杀到你肉里”，即使已经在皮鞋行业摸爬滚打了20年，梁晓军对这样的杀价依然感到心惊肉跳。
“杀价”在温州并不鲜见。据了解，由于产业进入门槛低，比如制鞋业，甚至“1000元便可做老板”，温州几千亿民间资本，绝大部分都挤在轻工制造业。如此激烈的竞争，使杀价成为企业普遍使用的“成长”手段之一。但是这并没有让所有的企业都“茁壮成长”，相反，却严重地影响了产品的质量。
不知从何时起，温州出现了一批前店后厂式的家庭小作坊式的制鞋企业，极强的模仿能力使这批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由于企业档次低下和竞争日益激烈，温州鞋的价格迅速下降。这个价格的降低主要是靠偷工减料，而不是规模效应。梁晓军说，6欧元的皮鞋，无论皮料工艺都要比12欧元的差一大截。
然而杀价受损的痛楚很可能随着对短期利益的追求而被逐渐淡忘。一段时间以前，在温州电器行业的一次座谈会上，各路企业痛陈杀价弊端，几大龙头企业提倡提价力保行业利润，而行业组织也出台了“成本价格备忘录”。然而，“备忘录”墨迹未干，价格战再次打响。这与某季节性服装行业的状况何等相似。
“其实，温州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杀价’史。”马津龙说。的确，很多龙头企业都是从一场场价格战中崛起，杀价也曾是这些企业成长的重要动力。
“但现在，杀价已成发展障碍。”温州美国华商会副会长林光说。他曾在温州产品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深知过度杀价，会授人以柄，引发欧美国家的反倾销甚至当地的过激以应，比如温州皮鞋在西班牙埃尔切的遭遇。
“所谓的价格优势，其实是最让人担心的‘优势’。”林光说。
而这种低价运转，使依靠分工合作为基础的温州企业面临相互脱节的危机。
温州腾旭公司一直从事接受国内外品牌商订单的业务，后来开始直接从外商接订单，把一些工序分包给下游40余家配套小企业。但是近几年，这种运作模式运转得却并不十分顺畅。“外商要求越来越高，而小企业的水洗、绣花等工序技术时时跟不上”，公司老板徐云旭说，“生产的衣服在国内卖低价尚可，但是过不了外商的关。”在徐云旭看来，配套企业技术不过关、不讲游戏规则的陋习，已经影响到温州整个服装业的国际化进程。
为此，一些企业开始有所动作，它们大量收回外包工序，扩大企业规模自己生产，甚至一些以虚拟经营而闻名的大型服装企业也开始计划筹建自己的核心工厂。不过也有人对此发问，通过市场化交易实现分工、降低成本的“温州优势”，是否会因此而削弱。但无论如何，摒弃低价竞争，树立品牌意识，已经成为温州服装企业成长路上的必修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