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5日，纪念西阴村遗址考古发掘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运城夏县召开。回望上个世纪的百年风云，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来自海内外的每一位考古学者都激情澎湃，感慨万千。转眼80年过去了，在这个收获时节，中国考古界迎来新的盛会，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事业呈现出的繁荣昌盛、新人辈出而庆贺；为李济发掘西阴村遗址时出土了大量彩陶和半个
蚕茧，开创了中国人主持科学田野考古发掘、自己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考古的新路子而骄傲。
半个蚕茧：西阴村的名片
80年前，距运城市东北二十来公里的夏县西阴村，原是一个偏僻的村落，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却因为我国第一代田野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1926年的一次考古发掘与出土的半个蚕茧而弛誉世界。
在1926年10月的秋季，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在夏县西阴村的灰土岭铲下了第一锹土，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考古发掘。当年，李济经过一个半月的辛苦和紧张地挖掘，终于认定这个西阴村遗址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遗址，在出土的大量遗存中虽未见金属器具，但有一天，一名考古队员却突然从一堆残陶片和泥土中发现了一颗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引起了众位考古家的关注。这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
面极为平直。当时主持发掘的李济对此十分重视，但是在发掘现场再没有找到第二颗。
围绕着半个蚕茧，李济先后请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进行鉴定，刘崇乐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但也没有找出相反的证据。因为该茧壳比现在西阴村家养的蚕要小很多；不像是后来放进去的，因为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底下，茧壳周围的土色也没有受干扰的痕记；当然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它有利器切割过的痕迹，这半个蚕茧是经过人工割裂过的。为此，刘崇乐初步断定其为桑蚕茧，切割面是由锐利的刀刃所为。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是一种家蚕，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
震撼世界：半个蚕茧波谲云诡
当时，有关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出土了半个蚕茧的新闻报道很快飞过千山万水，远涉重洋，传到了世界各地。同时，关于这个当时发现最古老的蚕茧的孤证，引起了中外考古学界长时期的争论，但多是对蚕茧本身的见仁见智，还没有对其真伪产生怀疑。
一是关于它的年代。多数人认为此蚕茧属距今5500~6000年的仰韶文化。但也有学者怀疑当时发掘的科学性，认为这是后世混入的，其年代应晚于仰韶文化。
二是蚕茧的性质。至今已有野蚕茧、桑蟥茧、家蚕茧三种推断。1968年，日本学者
布目顺郎对西阴村的这个蚕茧作了复原研究，测得原茧长1.52厘米，茧幅0.71厘米，茧壳被割去的部分约占全茧的17%，推断是桑蟥茧，也就是一种野蚕茧。但另一位日本学者池田宪司却在通过多次考察后认为，这是一种家蚕茧，只是当时的家蚕进化不够，茧形还较小。 三是蚕茧切割的用途。这半颗蚕茧是被一个十分锋利的工具一割为二的，这样切割究竟为了什么？这对研究
丝绸起源的契机意义重大。为此，后人产生了许多猜测。
在遥远的原始社会，华南、华东，就连华北地区都属于热
带和亚热带气候，原始森林比比皆是。特别是桑树生长得非常繁茂，给野蚕提供了极好的生存环境。当时人类已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开始利用纺轮工具纺织野生的麻和葛纤维，过着冬着毛皮、夏着麻葛的生活。经过多次实践，人们发现野蚕丝又细又牢，比麻葛好多了。于是一种新型的纺织纤维──丝纤维出现了，它对满足当时社会需求，推动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野蚕茧的外壳粗硬，原始人就用石刀或骨刀将蚕茧切开，取蛹为食，扯茧为丝。西阴村的茧壳之所以被切割，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由于切割不慎，蛹血污染了茧壳，故而引起了茧壳腐败变色。从民族学的一些材料，也可支持这一观点。在四川省大凉山有一支自称“布朗米”的部落，意为吃蚕虫的人。他们开始采集蚕蛹为食料，后来才养蚕抽丝。
两岸至宝：半个蚕茧保护有序展开
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时，又特意把这半个蚕茧的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经那里的博物家帮助他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的老祖先的茧壳，证实了刘崇乐的判断。李济在后来的很多学术论著中，都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提法一直比较谨慎，只是作了几点推论，提出了思考方向，并未作肯定的结论。
尽管这半个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蚕茧有许多难解之谜，但作为中国远古丝绸的见证，它先后由清华大学的考古陈列室保存，后随李济工作的变动移交“中央研究院”，后又归中央博物院保管，迁台湾后一直被珍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如今，西阴村那个俗名叫“灰土岭”的地方，醒目地立了三块不同的“西阴村遗址”纪念碑。三块碑立于不同的时期，最早是夏县政府20世纪60年代初立的，后为山西省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立的，第三块则是国务院在1996年11月20日公布“西阴村遗址”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而立。这种变化，标志着对“西阴村遗址”的重要性认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标志着李济当年的“发现”得到了最高国家机关的认定。
附：李济生平文件
李济牗1896－1979牘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被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光直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为湖北省钟祥县人。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毕业后即被派往美国留学。在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1919年获心理学学士学位，1920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20年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即任南开大学教授、文科主任。1925年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执教鞭。
李济1924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赴河南新郑对春秋铜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清理。1926年，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李济沿着汾河行走，到山西南部考古，并完成了对西阴村史前遗址的科学发掘。这是中国人主持考古发掘的第一次，因而载入史册。1929年初应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主持殷墟考古发掘工作。并于1938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推选为名誉会员。1948年被中央研究院推选为第一届院士。1946年他曾以专家的身份，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的工作，使很多战时被日本侵略军劫掠的古代文物回归祖国。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将中央研究院院部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省，他也就长期滞留台岛。曾兼任台湾大学教授，主办了考古人类学系，主持系务10余年，培养了多名享誉世界的学者。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等职多年，多次赴欧、美、日、澳、香港等地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
1979年8月1日，李济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遗著123部（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