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项针对都市青年的调查显示,有57%的受访者表示“敢用明天的钱”,48%的人称自己“不会因为负债消费担忧”。以致《中国青年报》在报道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年轻人渐成消费敢死队主力。”与以前流行过的“月光族”、“新贫族”、“百万负翁”等称呼相比,“消费敢死队”在生动风趣之外,透出一种苦口婆心的干预、奉劝的诉求。
这种潜在的“干预”或许是必要的。全面看来,这确实已经是一个需要进行讨论乃至引导的问题。缺乏事业基础的青年群体日渐成为奢侈消费的主体,这一现象怎么看也有些反常。
奢侈品是给什么人用的?按常理,当然是手头宽裕“有钱没处花”的富人。然而,在当前的年轻都市白领阶层中,“有人买不起几万块钱的服装,也要买几千元的钱包甚至两千元一把的裁纸刀来表现自己的品位”。对于“月光族”们并不丰厚的钱包来说,这样的消费方式虽然看起来“自爱”,实际上是自虐——人前风光必定人后受苦,即便只是一小件用处并不太大的奢侈品,也不知道要以压抑多少次必需消费为代价。这不是“生活品质的提高”,而恰恰相反。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们不懂得这些道理?显然不是。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最近有一个被称作“品牌暴力”的概念比较流行:本来1000元的服装,贴上名牌便卖二三千元,这是对消费者的掠夺;本来1000元的服装,有品牌者可卖二三千元,无品牌者只卖1000元甚至更低,这是不公平的竞争。有人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总结为“品牌暴力”。看眼下的“消费敢死队”,似乎就是中了“品牌暴力”的招儿。
不难发现,近年来的“品牌营销者”都在有意模糊一个概念:品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消费能力”与“事业成功”混淆在一起,而“成功”竟然又和“品位”混淆在一起——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逻辑:只有具备了某种层次的消费、某种品牌的消费,才能算成功;只有“成功人士”才能称得上是“品位人士”。于是,只有具备了某种品牌的消费,才能算是有“品位”——“品牌压力”由此形成,渐成“品牌暴力”。
于是,在炫目的“品牌压力”下,很多年轻人无所适从,只好“跟着潮流走”,从而“走”入了一套巨大的商业阴谋当中,陷入了消费文化的陷阱。于是,“他们劳心劳力地工作,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而辛劳所得,只用来换一个身份符号”。很多年轻人为了追求“生活品位”,为了追求别人的认同,再也不肯穿着普通的牛仔T恤,虽然比尔·盖茨经常也这么穿;再也不肯喝普通的中国茶,如果不喝“高级白领象征”的立顿红茶,就一定是“味道好极了”的雀巢;再也不肯请女朋友吃普通冰棍,而一定是“爱她,就请她吃”的哈根达斯——典型的“品牌强迫症”。
被“品牌暴力”暗箭射中的,不仅仅是年轻的“消费敢死队”。眼下,从亨氏到麦当劳,从雀巢到哈根达斯,这些著名品牌接连出事,使不少国人很受伤,怒不可遏,义愤填膺。仔细品味某些人的姿态和反应,隐约也能看到其对“品牌暴力”曾经屈从或顺从的影子。
因而,要拯救“消费敢死队”,就让我们先来揭穿这个“品牌的暴力阴谋”。 |